佛祖都说了些什么#

林欣浩


三年前,皇帝刘宏就接到帝国军事总司令的报告,说有个叫张角的道士信徒太多,对帝国是个威胁。 总司令还制定了一个详细的解决方案: 先让各地官员调查当地百姓籍贯,把外地人都送回原籍。这样黄巾党人就不能聚众集会了。然后再秘密逮捕张角,就可以不动声色地解决问题。


到了晚年,汉武帝也明白过来了,说:“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差可少病而已。”


我们不应该把“玄学”两个字解释成“玄妙之学”——这就好像一个人给自己起名叫“有内涵”一样滑稽。魏晋玄学家王弼认为,“玄学”的“玄”字是“远”的意思。那么,“玄学”的字面意思就可以理解成“高远之学”,远离现实之学,也就是形而上学[2]。 说白了,就是研究终极真理、人生意义这些“大问题”的。现在有些人把“玄学”理解成“鬼怪学”、“灵异学”,这是误读了。


或者说:语言是人类后天规定出来的东西,自然不能百分百准确地表达这个世界。


但事实是,今天老庄和玄学并不是显学,就算有人学,其中还有不少只是附庸风雅。在大众的精神领域里,用来解决人生痛苦的主要方式并不是老庄玄学,而是人生小感悟和心理医生。与此同时,现代人仍旧常常陷于各种人生困惑中。空虚和恐慌像幽灵一样徘徊在城市上空,时不时狠狠击中某一个正在思考人生的凡人。困扰着魏晋玄学家们的问题,仍旧困扰着我们。


而乐呢,只是在人的苦停止时,获得的暂时的解脱之感。 劳思光先生的举的例子是:口渴是一种苦。人在饮水的时候,是因为停止了口渴之苦,所以才感到了暂时的快乐。假如没有口渴这种苦,单单是饮水这个行为本身,是不能带来快乐的。否则的话,人持续不停地饮水就可以获得不断的快乐,这显然是不可能的[8]。


中国国画有个很有名的题材,叫“虎溪三笑”。说有一次慧远送陶渊明和陆修静出寺,三个人一边聊天一边走。慧远不知不觉过了虎溪。这时山间传来了老虎的叫声,三个人才发现慧远越界了,于是一起大笑。 这个故事虽然好听,但是编出来的。慧远和陆修静差了70岁,自然不可能在一起聊天。中国文人津津乐道这个莫须有的故事,是因为这三个人分别代表了佛、道、儒三家。此故事能体现佛道儒三家相合,其乐融融的景象。


鸠摩罗什57岁的时候,姚兴出兵打败了吕氏政权,把鸠摩罗什请到了长安。此时罗什已经被困了17年,道安也已经去世15年了。《梁高僧传》上说鸠摩罗什想起道安,“恨不相见,悲恨无极”。


但姚兴也做了一件让人啼笑不得的事。据说他感叹,鸠摩罗什你那么伟大的大师,你去世以后没有后人,谁能接替你的衣钵呢?于是姚兴叫来10个美女,“逼令受之”,强迫鸠摩罗什接受。还让罗什不住僧舍改住豪宅,据说罗什真的生下了两个儿子。


您还记得佛教两个最基础的理论吧? 一个是哲学理论:万法缘起。 一个是神学理论:轮回说。


那事物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中观学认为,是“假有”。 “假有”的大致意思是,我们既不认为事物是永存不变的,也不认为事物是不存在的。我们认为,事物存在,但不是永存不变的。


鸠摩罗什60岁的时候,有一个叫做道生的汉族僧人,从庐山慧远那里千里迢迢地到长安来拜见罗什。道生跟随罗什学习了一段时间,还帮助罗什翻译经文。但是三年以后,道生觉得罗什水平不行[2],又离开他返回庐山了。


道生的“善不受报”可以用来说明这种情况。假如我们以“获得回报”为目的去做善行,那我们就是带着凡人的欲望去行善。做这种善事也能受到善报,当然不是坏事,但这种带着欲望的善事并不是立志超脱轮回的人应该做的,还会导致人继续轮回。


正好这一年的春天,长安地区大旱。到了秋天,天气寒冷,农作物大量减产,使得长安周边出现了很多饥民。朝廷无法应对这么多饥民,于是下令饥民可以随意迁移,觉得哪有粮食就可以去哪。


玄奘离开高昌国的时候,国王不仅赠送给他大量的金银财宝、仆人马匹,还给沿途国家写了国书,要求他们照料玄奘。我们在《西游记》里,看到唐僧到了一个国家,就拿出通关文书来盖章。在真正的历史里,玄奘拿出来的其实是高昌国的文书。因为他从唐朝是偷渡来的,根本没有合法证件,证件都是高昌国王给他开的。 顺便一讲,玄奘取经归来的时候,没能遇到这个高昌国王。因为在他回来前几年,高昌国投靠突厥,被李世民一怒之下给灭了。


青源惟信说: “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前见山是山,见水是水。”[53]


唐帝国原本极为开放,李世民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他宣扬各族平等,一改中国传统的大汉族主义,朝臣将军中任用了不少外国人。 但开放必须建立在自信的基础上。 人越弱小,就越小家子气。民族越弱,民族情绪就越强。安史之乱中,叛军首领安禄山是胡人。这场战争彻底打击了汉民族的自信,安史之乱后,汉人日益自卑敏感。


宋朝的《五灯会元》记录南北朝时僧人傅大士的形状。 说傅大士穿着僧人的衣服、戴着道士的帽子、穿着俗人的鞋。这打扮在一般人看来,应该叫“不伦不类”。然而《五灯会元》却把这故事当做一段三教合一的美谈来赞赏[41]。 明清以后,道观里立观世音菩萨像、佛寺里立孔子像的现象越来越多。不仅是老百姓,连很多道士、僧人也分不清哪个神佛是本教的。这充分表现了中国人的客气劲儿:不管是谁家的神佛,多拜总比不拜好。


朱熹在儒家学术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但我们上中学的时候学程朱理学,似乎只记住了“存天理,灭人欲”一句,好像朱熹就因为是个道德变态才被后人推崇的。 这不对。 朱熹被推崇,是因为他为儒学建立了如同佛学一样的形而上学体系。 传说朱熹刚学会说话的时候,他的父亲指着天教他:“这是天。”朱熹就问:“那天的上面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问的好!天就是宇宙,宇宙就是一切物质,一切物质之上是什么?那就是有形之物之上的事物,就是形而上学了。 程朱理学搞的,就是儒家自己的形而上学。


这和慧能认为不需要依赖佛家经典是一个道理。 所以陆九渊说:“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41] ——如果我掌握了真理,那么儒家经典对我来说意义就不大了,不过是我思想的注释而已[42]。


除了把世界的本质解释为儒家道德外,心学和禅宗几乎都一模一样。


所以我们常说,一件事对不对呢?“问问你自己的良心”,你要“扪心自问”。真正的道德问题都是别人没法替你回答的。


就比如朱熹说“存天理,灭人欲”,说你应该遵守儒家道德,不应该有不必要的欲望。 那朱熹为什么不实实在在地说“吃饭只能吃饱,不能追求美食”,或者“男女之事只能用来生育,不能追求乐趣”呢? 因为这中间就有无数难以取舍的情况,你靠一条一条的道德律令根本没有办法说清楚——我一顿饭吃一块肉算不算人欲?吃两块呢?吃两块上面再撒点糖呢?朱熹自己还作诗说“春光真好不如出去玩”呢,那您这出去玩是算是孔子赞赏的那种“洗完澡唱着歌回家”的高雅情调呢?还算是荒废时光不学无术呢? 这无数的道德问题,由谁来分辨呢? 如果你回答说,让前辈大儒替你分辨,那前辈大儒又是根据什么分辨的呢? 最后,只能是追问自己内心的“理”和“良心”[46]。 听上去没问题吧? 可是,你有没有嗅到了危险的味道? 既然终极真理就在自己的心中,既然外在的经文、说教都不重要。那么道不道德岂不就是自己说了算?


王阳明还作诗说:“万化根源总在心。”[55] 慧能则说:“万法尽在自心。”[56] 慧能还有个很有名的故事。 说有两个僧人看见幡被风吹动,两个人一个人说是“风动”,一个人说是“幡动”。慧能见了说,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是“心动”[57]。 之所以之前没介绍这个故事,是因为这个故事虽然被很多人故弄玄虚的引来引去,实际上道理极为简单,就是一个主观唯心主义。和唯识宗的万法唯识没太大区别,也推不出什么新鲜的道理来。


因为自由并非毫无争议的正确。 其根本原因在于,人是社会动物,需要群居,需要合作。群居与合作必然会给每个成员带来一些约束。只要是生活在社会里的人,除了独裁者本人外,其他人不可能主张绝对的自由,必然要和这个社会有妥协。我们平时讲的“自由”,其实是在讲应该妥协什么、应该跟谁妥协的问题。 所以“自由”并不是天生、无条件就正确的,假如你坚持这么认为的话,别人只要说一句:“别人也有杀你的自由吗?”你就无话可说了。 我们今天之所以觉得自由是至高无上的好东西,这观念是从近代的西方来的。可西方人也不是一开始就崇尚自由。在中世纪,西方人还普遍信仰基督教。而在基督教的世界观里,人是上帝的羔羊,要听命于上帝,那哪来的自由呢?所以在西方,自由原本并不是绝对的正确。直到近代搞资本主义,亚当·斯密论证自由贸易可以扩大全社会的财富,对所有人都有好处,慢慢的,人们才普遍相信自由是个好东西。 就算这样,还是没法从理论上证明自由的至高无上,所以最后还是要说“天赋”人权:说这些东西都是老天爷给的,你不能跟我辩论。 我们今天觉得自由是个好东西,觉得三纲五常反人类,那是因为我们已经接受了现代人的社会制度和人权观念。但我们没有能力去说服古人接受这个观念。因为古代的社会制度和我们的不一样,在那个制度下,儒家的逻辑也没错。儒家的逻辑是,只有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社会地位安分守己,恪守本分,这个社会才不会“乱”。 这种逻辑在今天其实依然成立。比如学校里规定,学生要听老师的话。我们完全可以质疑:闻道有先后,老师有什么了不起的?人人平等,学生为什么就要听老师的?人无完人,老师就一定绝对正确吗? 事实上,学校制定这种规定的唯一理由就是:不听老师的话教学秩序就会“乱”。和礼教的出发点一模一样。


在李贽身前一千六百年,以及在他身后三百年,儒家制度都在中华大地上运转良好、收效显著,凡是拒绝使用儒家制度的政权无不吃了大亏。在李贽的时代,礼法制度简直是中国唯一的出路,谁能认为中国人还需要更多的自由? 李贽的社会梦想是,人们能“各从所好,各骋所长”,“人能自治,不待禁而止之也”。 这两条用现代的话说,就是“人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人人拥有高度的道德自觉性”。这虽然和“三纲五常”不同,但以我们今天的立场看,也不算有多叛逆,不也是在扬善弃恶么? 然而在那个时候,儒家礼教和全社会的稳定息息相关。如果人们真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么儿子就可以不听父亲的命令,下级官员不听上级的命令,臣子不听君主的命令。巨大的帝国就可能会瞬间崩溃。所以李贽的自由观表面上看只是个人怎么生活的问题,是个小事。其实却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一个根本的意识形态问题。 如果任由李贽宣扬他的观点,礼教就会被破坏,国家也就完蛋了。 李贽晚年剃发为僧,这在中国古代原本是文人最为稳妥的出路。但就在他76岁高龄的时候,以言论罪被逮捕入狱,所有的作品被全部销毁。 当时的皇帝为万历帝朱翊钧。他因为立太子的问题,和朝中大臣已经冷战了十几年,对大部分政事都不闻不问。 但李贽这么一个远在天边,不过是说了几句话的老和尚,却得到了朱翊钧的特别关注。久不问政事的皇帝亲自下令逮捕李贽。在朱翊钧统治的四十余年里,鲜有文字狱。因而皇帝对此案的重视尤为突出。 李贽在狱中借着剃头的机会夺剃刀割喉自杀。割得不够深,折腾到第二天才气绝身亡。 泰州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何心隐也以言论罪的名义被逮捕,被人杀死在狱中。颜钧以盗卖官船的罪名发配充军。 至于他们的著作被禁,那就更不用说了。


且不说为国牺牲这么大的事吧,就只对个人幸福来说,内心坚信一种道德,要比那些没有信仰,只知道追求物欲,又不得不在欲望和现实的矛盾中永尝痛苦的人们快乐多了。 这就是儒家道德为了个人幸福所能做到的。


“大雄”是印度的一种尊称。耆那教的创始者就被称为“大雄”。后来“大雄”也被用来称呼释迦牟尼。今天我们寺庙中供奉释迦牟尼的建筑就被称为“大雄宝殿”。因为释迦牟尼在一般人心目中的地位最为尊贵,大雄宝殿往往是一座寺庙的主殿,所以后来汉地寺庙习惯把主殿称为“大雄宝殿”,哪怕主殿里供奉的不是释迦牟尼。


中国民间还有香火很盛的“送子观音”。佛教明明主张禁欲、不结婚,怎么冒出来一个专门给老百姓送孩子的“送子观音”呢? 是这么回事。 在中国,一开始只是道教有“送子娘娘”这么个神灵。中国古代很重视生子,妇女生不出儿子来,压力会极大。妇女的生子愿望强烈,“送子娘娘”的香火就特别旺盛。中国百姓的宗教概念又很模糊,既然观世音菩萨能变化种种形象,又是女性,时间一长中国人就把两者混为一谈,创造出了“送子观音”。 佛教本讲人生是苦海,“生”是人生四苦的开始,所以婴儿出生的时候要大哭不止。要是能逃出轮回,不再生于六道才好呢。《杂阿含经》里说“生子非为善”“生子常得苦,愚者说言乐”,说生孩子根本就不是一件好事。您还求子?您不生才是好事呢。 但是儒家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佛教在儒家传统面前也得让步。原本是应该普渡众生逃脱六道的观世音菩萨,只好化身为“送子观音”在庙里承受香火缭绕。有些佛教寺庙不仅供奉“送子观音”,甚至还称其为“注生娘娘”。“注生娘娘”这个说法,既不来自于佛教也不来自于道教,是从小说《封神演义》里开始流行的。而且“娘娘”一般是对道教神祇的称呼,寺庙里供奉“注生娘娘”,是儒、佛、道和民俗文化混作一团的结果。此外,民间还有祭拜罗汉[12]、弥勒佛来求子的,这就更乱了。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说,送子观音也不违背佛理。 因为求子不得也是人生的一种苦难。虽然求子的欲望在佛教看来是应该破除的。但是求健康,求免灾之类的愿望,其实也是应该破除的。既然观世音菩萨能救苦救难,那么求子的愿望也不应该被排除在外了。《法华经》里也说,礼拜观世音菩萨就可以求男得男,求女得女[13],所以送子观音按照佛理是可以存在的。


“南无”当然不是“南边没有”的意思,“南无”是梵文音译,大致是“致敬”的意思。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意思是,修行者在向阿弥陀佛这位佛表达自己的恭敬之心,表达自己想要转生弥陀净土的愿望,希望死后能被阿弥陀佛接引到弥陀净土中。 所以中国僧人不停地念“阿弥陀佛”,这并不是佛教通用的某种“口号”或者是“口头语”,而是这些僧人希望自己能往生弥陀净土,他们抓住每一个机会去念佛号。


我们常见僧人手中拿着“念珠”,一边念经还一边用手一粒一粒的拨念珠。这个念珠是为了计算念经、念佛次数而设——“念”珠嘛。比如净土宗的僧人念一次“南无阿弥陀佛”就拨一粒佛珠,这样就能知道自己已经念了多少次,今天的功课有没有做足。因为念珠是一个环形,为了计数,其中还有一粒或者几粒念珠的个头比较大,这样才能知道什么时候数完了一圈。念珠数量的多少也是有规格的,少的有十四颗,多的有上千颗,这些数字各有不同的讲究。


佛教很通情达理,佛教知道人最难放弃的欲望之一是情欲。比如男子想修行出家,可是见到漂亮的女子,肯定有情欲啊。佛教并不是像卫道士那样绷起脸来,怒斥这些男子“无耻!”,而是想办法帮助他们弃绝情欲。怎么弃绝呢?其中一招就是“不净观”。要修行者去想这个女子,是不是性感的皮毛之下,分布的都是恶心的血肉、恐怖的骸骨、肮脏的粪便?想到这些恶心的东西,情欲也就减轻了。 另外,“不净观”还有揭示世事无常的效果。修“不净观”,还可以去想象,人体总有衰老、疾病、死亡、腐烂的一刻,再漂亮的美女,也会变成佝偻老妪,皑皑白骨。自己的肉体也终究会成为一堆骸骨,所以不值得留恋。


所以,宗教常宣称自己和科学不是矛盾的,盲目崇拜科学也是一种“迷信”。从哲学上讲,这些话都是对的。科学没有资格说宗教的主张是错的,科学只能说,宗教所持的认识论和我们的不同,所以我们不信。 不过,宗教一旦宣布拒斥科学,也就意味着它应当拒斥一切“可以被大多数人反复检验的经验”。宗教不能说,和我教理论相符的经验值得大提特提,和我教理论不符的经验不值一提。比如一面拿出本量子物理学说“你看科学结论经书里早就预言了”,一面指着科学和宗教的矛盾怒斥“科学也是迷信!”这就是耍流氓了。


但其实,猜想真正的真理是超越语言和理性思维的,这并不是什么太难的事,只是略懂得思考的人,都能自己想得出。 比如,当我们心中有某种感觉,却怎么都说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意识到语言是有局限的。 再比如,所有的人类文明都会思考宇宙的起源问题。又很容易想到“宇宙最初的起源,又是谁来产生的呢”这样的问题。这么一环一环地思考下去,必然会感到宇宙起源是个极为玄妙,无法用语言表述的奇怪东西。从逻辑上讲,宇宙的起源必然是个最伟大的存在,但是我们一旦试图去思考,就感到头痛,感到想不清楚,感到不可言说。那么古人认为终极真理是属于非理性的、非语言能表达的,又给起了个特殊的名字如“一”、“道”、“太极”之类,这不是很自然的事吗?这根本不能说明这个终极真理真的存在,也没法说明古人能领悟到比现代人更正确的道路。 当人类尝试解释世界的时候,用一个终极真理(“一”、“道”、“太极”、“无极”、“上帝”、“佛性”)来解释一切的形而上学问题,是最容易想到的答案,因为这个办法最简洁,最省事。这个形而上学一旦成立,就意味着凡人只要能领悟一个道理,就可以超越一切限制,实现永恒,成为超人。同时,这种涵盖一切的形而上学又不需要任何证据,只要把终极真理和现实万事一一比附,再说万物都有缺陷,都不能真正代表我的真理,人也有缺陷,一切理性思维也不能表达我的真理。这学说就全齐了,任何人也反驳不了。也就是说,这种形而上学是完全不能证伪的。 按照王小波的话说:“根据我的人生经验,假如你遇到一种可疑的说法,这种说法对自己又过于有利,这种说法准不对,因为它是编出来自己骗自己的。”这类形而上学其实非常可疑。 由于这种学说非常吸引人,又完全自洽。所以在古代哲学爆发的年代(古希腊、春秋战国),只要有人提出来,立刻就大受欢迎。同时,人在打坐、冥想或者生病、吸入麻醉剂的时候,容易产生非理性的幻觉。包括印度教在内,世界很多宗教都有在祭祀时服用致幻药物的习俗,当时人又不认为这是药物导致的生理作用,只认为是神力。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很容易让古人相信,世上存在某种能够超越理性的真理。


我们可以以人们对自己控制未来的信心画一个坐标轴,越到右边,信心越低。那么,坐标轴的左边端点是机械唯物主义,往右一点是辩证唯物主义,越到右边越唯心,最右的端点是否认一切心灵之外世界的主观唯心主义。


人们控制未来失败,就会降低控制未来的信心,人生观也就会从唯物主义偏向唯心主义。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并不是完全对立的黑白两面,而是位于同一个坐标轴上,而且这个坐标轴是连续的。绝大部分人在这个坐标轴上不会位于端点,而是位于中间的某段。人们还会随着自己对控制未来的自信心的变化,随时改变在坐标轴上所处的位置。 所以是否信仰宗教,这其实不是一个纯理性问题,不是一个“要么信唯物主义,要么信宗教”的二选一问题,而是一个人的人生观在坐标轴上慢慢移动,移动到哪的问题。起决定作用的,就在于一个人如何看待自己的生活了。

悉达多#

【德】赫尔曼·黑塞


悉达多轻声道,仿佛自言自语:“禅定是什么?什么是脱离肉体?斋戒是什么?什么是屏息敛气?那不过是逃避‘我’,是暂时从‘我’的折磨中逃出来,是对生命的虚无和痛苦的暂时麻醉。这种逃避、麻醉,即便是驱牛者也能在客栈中找到。他只消喝上几杯米酒或发酵的椰子奶就能忘掉自己。他将感受不到生活的痛苦,他被暂时麻醉,在米酒的杯盏间昏沉入睡。他同样能获得悉达多和乔文达通过长久修习才获得的弃绝肉体与停留在无‘我’中的感受。就是这样,乔文达。” 乔文达道:“你这样说,哦,朋友,你当然知道,悉达多不是驱牛车夫,沙门也不是酒鬼。酗酒者可以被麻醉,他可以获得短暂的逃避和休憩,但当他从幻觉中醒来时会发现一切依旧。他没有成为智者,没有积累知识,也没有进入更高的境界。” 悉达多含笑道:“我不知道。我从不是酒鬼。但是我,悉达多,在修习和禅定中只收获短暂的麻醉。我仍似一个在子宫内的婴孩,距离开悟、解脱十分遥远。这我知道。乔文达,这我知道。”


他们微笑着道别。悉达多为船夫的友谊和友善感到欣慰。“他就像乔文达一样。”他微笑着想,“我在路上遇到的人都像乔文达。他们都心怀感激,尽管他们都有资格获得他人的感激。他们都谦卑、善意、恭顺,思虑甚少。他们都有一颗赤子之心。


“你是我见过的,”她思索着,“最好的情人。你比别人更强壮,更柔韧,更欲望强烈。你出色地学会我的艺术,悉达多。日后,待我年纪大些,我要有一个你的孩子。然而,亲爱的,你依然是个沙门。你并不爱我,也不爱任何人。难道不是吗?” “或许是。”悉达多疲惫地说,“我就像你。你也谁都不爱——否则你怎会将爱当作艺术经营?像你我这类人大概都不会爱。如孩童般的世人才会爱。这是他们的秘密。”


“是的,悉达多。”他道,“你的意思是,河水无处不在。无论在源头、河口、瀑布、船埠,还是在湍流中、大海里、山涧中。对于河水来说只有当下。既没有过去的影子,也没有未来的影子?” “是的。”悉达多道,“我领悟到这个道理后,认出我的生活也是一条河。这条河用幻象,而非现实,隔开少年悉达多、成年悉达多和老年悉达多。悉达多的前世并非过去,死亡和重归梵天亦并非未来。没有过去,没有未来。一切都是本质和当下。”


“朋友,去问河水吧!你听,它在发笑!你果真相信,你的蠢行,能免除他的蠢行?难道你通过教育、祈祷和劝诫,能保他免于轮回?亲爱的,你曾对我讲过引人深思的婆罗门之子悉达多的故事,难道你完全忘记了?是谁保护沙门悉达多免于罪孽、贪婪和愚昧?是他父亲的虔诚,老师的规劝,还是他自己的学识和求索?人独自行过生命,蒙受玷污,承担罪过,痛饮苦酒,寻觅出路。难道有人曾被父亲或老师一路庇护?亲爱的,你相信有人能避开这道路?或许小悉达多能,因为你爱他,你愿意保他免于苦难和失望?但是就算你替他舍命十次,恐怕也不能扭转他命运的一丝一毫!”


悉达多道:“可敬的人,我该对你说什么?说你探求过多?还是说你的探求并无所获?” “怎么?”乔文达问。 “一个探求之人,”悉达多道,“往往只关注探求的事物。他一无所获,一无所纳。因为他一心想着探求,被目的左右。探求意味着拥有目标。而发现则意味自由、敞开、全无目的。可敬的人,你或许确实是位探索者。但你却因努力追求目标,而错过了些眼前事物。”


悉达多弯腰,拾起地上的一块石头,在手中掂量。 “这个,”他摆弄着,“是一块石头。一段时间后,它或许成为土,生出植物,变成动物,变成人。过去我会说,它不过是块石头,毫无价值,属于幻象世界。或许它在进化轮回中变成人或鬼,那么我赋予它价值。过去我这么想。但今天我却想,这块石头就是石头。它也是动物,是神,是佛。我不会因它终将变为这个或那个而敬爱它,而会因为它一直是石头——正因为它是石头——今天和现在出现在我面前的石头而爱它。看到它每条纹理中,每道沟渠中,黄色、灰色中,坚硬中,我敲击它发出的声音中,它表面的干燥和潮湿中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有些石头如油如皂,有些像叶似沙,每块石头都不同,都以其特有的方式念诵着‘唵’。每块石头都是梵天,但同时,它又确实是石头。油腻,光滑。恰恰是这些让我欢喜,感到惊奇,产生崇敬——但我不想继续言说。对于隐匿的意义来说,言语无益。它总在言说中歪曲,变异,变蠢——是,即便这一点也极好,令我欢喜。一个人的宝藏与智慧,在他人听来却是愚痴,连这我也认同。”


悉达多道:“我并不为‘物’是否虚幻而忧虑,连我也可能只是个幻象。因此,我同‘物’并无区别。我因此觉得它们值得热爱和敬重——我们并无区别。我因此热爱它们。 你一定笑话我这种说法,乔文达,对于我来说,爱乃头等要务。审视世界、解释世界或藐视世界,或许是思想家的事。我唯一的事,是爱这个世界。不藐视世界,不憎恶世界和自己,怀抱爱,惊叹和敬畏地注视一切存在之物和我自己。” “我理解。”乔文达道,“但世尊视之为虚妄之相。他宣讲良善、仁慈、同情、宽容,而不是爱。他禁止我们的心桎梏于尘世之爱。” “我知道。”悉达多道,他的笑容熠熠发光,“我知道,乔文达。你看,我们陷入见解分歧、言辞之争。我无法否认,我的爱之言辞悖于乔达摩的法义。为此我十分怀疑言辞。因为我知道,这种悖论只是幻象。我知道,我同乔达摩信念一致。他怎会不了解爱。他熟稔人性的无常、空幻,却依然深爱并倾尽一生去助佑、教导世人。在我看来,在这位伟大的导师心中,爱事物胜于爱言辞。他的作为和生命重于他的法义。他的仪态重于言论。我认为他的伟大不在他的法义中、思想中,而在他的生命中。”

佛系:如何成为一个快乐的人#

草䕌龙瞬

特别篇 解决问题的“简洁的处方”

乍一看,好像其中的道理非常简单,但佛教并不是“信者得救”的宗教,它传授的是“要按照这样的方式去执行才能摆脱烦恼与痛苦”的简洁的思考法。


管理情绪的基本原则——重视快乐


如果说“只要能感受到快乐,就应该重视自己的欲望”,那么对于承认欲(希望获取他人认可的欲望),我们也有不错的“管理方式”。 例如“希望在工作中得到好评”“希望得到他人的感激”“希望得到表扬”等想法可以刺激人们的主观能动性,所以应该没有什么人会拒绝这样的欲望。因此,假如你也有想要尝试和挑战的事物,那可以大胆主动地去满足自己的欲望。 即便动机是“想要赚大钱”“想要成为人上人”或者“想要在竞争中取得胜利”之类属于“烦恼”的想法,只要这样的目标能给你带来快乐,那就应该大胆地去追求。 但是在追求的过程中有一个先决条件:“满足欲望便能够带来幸福”这件事仅限于本人感到快乐的时候,相反,假如欲望过度膨胀,变成了“焦虑”“不安”“没有进展”或者“努力之后也得不到认可”之类的不满时,我们就必须放下这样的欲望。佛陀认为,感到“苦”(不快乐)的时候就是该放手的时候。 人的一生永远处于“被欲望驱使,感到不快乐”和“享受快乐”的两种心理状态之中。将欲望转化为自己的能量,去感受快乐的生活方式,这些是非常合理的; 对多余的欲望伸出双手,一旦得不到满足便感到不快乐的生活方式则是不合理的。 任何人都想要幸福地度过一生,所以我们可以多观察自己的心,看它是处于快乐的状态还是不快乐的状态,一旦感到不快乐,我们就该放下某些多余的欲望了。

停止比较,专注于眼前的工作!


人们为什么如此热衷于比较呢?在杂志上看到某个年龄层的平均年收入统计数据时,有的人会暗自高兴,有的人会沮丧不已;看到在各种行业中活跃的青年才俊时,有的人会觉得不甘心,有的人会感到焦躁。人们的心时刻都在观察外界,通过收集职业、地位、收入、外表、学历、评价等各种信息来确定自己的位置。这究竟是一种什么心理呢? 当一个人能够自己肯定自己、不需要通过别人的认可来确认自己的价值时,这种和外界进行的比较也就不再有必要了。 正因为无法彻底肯定自己,无法理解自己,所以才想要通过比较的方式来确认自己的价值。或者可以理解为,人们在比较中,总希望自己占据上风。 但过度比较本身是一种非常不合理的思考方法。究其原因: 第一,所谓比较的心理活动其实是一种不存在的虚拟妄想,因此我们无法通过比较获得真实感受。 第二,无论怎么和他人进行比较,自己的状态都不会因此发生变化,所以越比较,越不安。 第三,要想在比较之中找到一丝安全感,就必须占据绝对上风才行。但没有任何事情是绝对的,所以这一点也不可能办到,因此人们总是感到不满足。 综上所述,过度比较是一种非常不合理的、没有价值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