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思维方式

黑客与画家#

保罗·格雷厄姆 

55555555,暴击。/几乎每一个和我讨论过的人都同意,人生的最糟糕时期是在11岁到14岁。/又是一本恨没早点读到的书.../果然不管是我们考虑过的,还是没考虑过的,一定早就有人总结过了。/与王小波在很多地方相似,价值中立的求知欲。看看那些被禁止的东西,然后自己做决定。沉默的大多数。/不过多年前的布道还是算了...

孩子们欺负书呆子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让自己感到好受一些。当你踩水的时候,你把水踩下去,你的身体就会被托起来。同样,在任何社会等级制度中,那些对自己没自信的人就会通过虐待他们眼中的下等人来突显自己的身份。我已经意识到,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美国社会中底层白人是对待黑人最残酷的群体。


如果说其中还有一丝安慰,那就是书呆子不妨记住,这种虐待不是针对个人的。一群孩子成群结伙地欺负你,那并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这一伙人需要找一件事情一起干,这就好像一群人成群结伙地去打猎一样。他们实际上并不恨你,他们只是需要一个共同的目标。


不受欢迎是一种传染病,虽然善良的孩子不会去欺负书呆子,但是为了保护自己,也依然会与书呆子保持距离。


对我而言,最糟糕的日子是初中。孩子们内部的世界刚刚形成,一切都很严酷,聪明的孩子与普通的孩子,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慢慢开始显露。几乎每一个和我讨论过的人都同意,人生的最糟糕时期是在11岁到14岁。


在我读的学校,八年级的时候(也就是我12~13岁的那一年)曾经发生过一件引起轰动的事情。有一个老师在等校车的时候,偶然听到一群女生在议论某个书呆子如何被欺负,她深感震惊,第二天就向全班发表了言词恳切的呼吁,请大家不要如此残忍地对待同学。

她的呼吁并没有产生实际效果。那时,最触动我的是,她居然对这件事感到震惊。这是不是意味着她以前对此一无所闻?她觉得这一切是不正常的?


公立学校的老师很像监狱的狱卒。看管监狱的人主要关心的是犯人都待在自己应该待的位置。然后,让犯人有东西吃,尽可能不要发生斗殴和伤害事件,这就可以了。除此以外,他们一件事也不愿多管,没必要自找麻烦。所以,他们就听任犯人内部形成各种各样的小集团。根据我读到的材料,犯人内部的关系是扭曲、野蛮、无孔不入的。处在这种人际关系的最底层可不是好玩的事。


我13岁的那一年,对世界的全部认识,就是身边看到的一切。我以为,我所经历的种种扭曲的事件就是世界的样子。看上去,这是一个残酷的世界,也是一个乏味的世界,我不太肯定哪一个更糟一些。


为什么人们要搬到郊区去住?为了养育下一代!难怪郊区生活是如此地乏味和贫瘠。整个镇子就像一个巨大的幼儿园,所有一切都是为了教育下一代而有意识地造出来的。


至于学校,不过是这个虚假环境中关住牲口的围栏。表面上,学校的使命是教育儿童。事实上,学校的真正目的是把儿童都关在同一个地方,以便大人们白天可以腾出手来把事情做完。


孩子们被送进来,花6年时间,记住一些毫无意义的事实,还要身处在一个由四肢发达的小巨人管理的世界,那些巨人们只知道追逐一个椭圆形的、棕色的球^,好像这是全世界最天经地义的事情。这简直就像一场超现实的鸡尾酒化妆晚会,如果孩子畏缩不前、瑟瑟发抖,他们就会被视为怪人


你在学习中遇到的文字都是专为考试而设计的,目的就是为了出题,而不是为了讲清楚问题。


而且,没有办法回避那些事情。成年人已经达成共识,认定通往大学的途径就是这样的。逃离这种空虚生活的唯一方法,就是向它屈服。


许多书呆子可能都与我一样,直到高中毕业多年后,才去读中学里的指定读物。但是,我错过的绝不仅仅只是几本书而已。我对许多美好的字眼都嗤之以鼻,比如“人格”、“正直”,因为成年人贬低了这些词。在他们嘴里,这些词似乎都是同一个意思——“听话”。一些孩子因为具备所谓的“人格”和“正直”,而受到夸奖,可是他们不是呆得像一头大笨牛,就是轻浮得像一个不动脑筋的吹牛者。如果人格”和“正直”就是这种样子,我宁愿不要它们。


如果你觉得人生糟透了,那不是因为体内激素分泌失调(你父母相信这种说法),也不是因为人生真的糟透了(你本人相信这种说法)。那是因为你对成年人不再具有经济价值(与工业社会以前的时期相比),所以他们把你扔在学校里,一关就是好几年,根本没有真正的事情可做。


它意味着,编程语言首要的特性应该是允许动态扩展(malleable)。编程语言是用来帮助思考程序的,而不是用来表达你已经想好的程序。它应该是一支铅笔,而不是一支钢笔。如果大家都像学校教的那样编程,那么静态类型(static typing)^是一个不错的槪念。但是,我认识的黑客,没有一个人喜欢用静态类型语言编程。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可以随意涂抹、擦擦改改的语言,我们不想正襟危坐,把一个盛满各种变量类型的茶杯,小心翼翼放在自己的膝盖上,为了与一丝不苟的编译器大婶交谈,努力地挑选词语,确保变量类型匹配,好让自己显得礼貌又周到。


大公司为了避免设计上的灾难,选择了减少设计结果的标准差。但是当你排斥差异的时候,你不仅将失败的可能性排除在外,也将获得高利润的可能性排除在外。这对大公司来说不是问题,因为生产特别优秀的产品不是它们的获胜手段。大公司只要做到不太烂,就能赢。


所有创作者都面临这个问题。价格是由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的。好玩的软件的需求量,比不上解决客户麻烦问题的软件的需求量。在小剧场里演出的酬劳,比不上穿着卡通大猩猩服装、在展览会上为厂商站台的酬劳。写小说的回报比不上写广告文案的回报。开发编程语言的收入,比不上把某些公司老掉牙的数据库连上服务器的收入。


同样地,黑客可以通过观看优秀的程序学会编程,不是看它们的执行结果,而是看它们的源代码。开源运动最鲜为人知的优点之一,就是使得学习编程变得更容易了。我学编程的时候,不得不主要依靠教材上的范例。那时可以搞到的源码,主要来自于Unix,但是就连Unix也不是开源的。大部分阅读Unix源码的人都是通过约翰·莱昂斯^那本书的非法影印本。该书虽然是1977年写的,但是在1996年之前都不被允许公开出版。


有时,对手新开发了一个基本无用的功能,但是因为他们有这个功能,而我们没有,所以他们就会在业内媒体上大肆宣传。我们当然可以解释,告诉大家这个功能是没用的,但是要是我们也开发了这个功能,就会让对手感到很恼火,所以当天下午我们就一鼓作气把自己的版本弄出来了。


判断一个人是否具备“换位思考”的能力有一个好方法,那就是看他怎样向没有技术背景的人解释技术问题。我们大概都认识这样一些人,他们在其他方面非常聪明,但是把问题解释清楚的能力却惊人低下。如果聚会上,外行人问他们“什么是编程语言”,他们会这样回答:“哦,高级语言就是编译器的输入代码,用来产生目标码。”高级语言?编译器?目标码?……如果对方不知道什么是编程语言,那么他显然也不会知道这些概念。


许多黑客六个月后再读自己的程序,却发现根本看不懂它是怎么运行的。我认识好几个人,因为这种经历而发誓不再使用Perl语言。


在某些地方,自行其道、完全不替读者着想,被看成是高水平、高智商的表现,甚至都发展成了一种风尚。但是,我不觉得“换位思考”与智商之间存在任何联系。在数学和自然科学领域,你不用学习怎么向别人表达自己,也能取得很好的成就。而那些领域的人普遍很聪明,所以人们很自然地就把“聪明”与“不懂得换位思考”联系了起来。但是,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很笨的人,也同样不懂得“换位思考”。


翻开老照片,看到以前的样子,你会不会感到难为情?我当时真的是穿成这样吗?是的,你没看错,你就是穿成这样。我们穿衣服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看上去有多傻,还以为很时尚。所谓“时尚”,本质上就是自己看不见自己的样子。好比我们在地球上,却感觉不到地球在动。

但真正令人惊恐的是,流行一时的不仅有衣服,还有道德观念。明明是专横武断、毫无依据的错误观点,但是大多数人却深信不疑,受到影响而不自知。这是非常危险的。流行的衣服,其实是很难看的衣服;流行的道德观念,其实不是善而是恶。但是,如果别人都穿流行的衣服,而你不穿,你就会遭到嘲讽;如果别人都遵守流行的道德观念,而你不遵守,结果则要严重得多,你会被解雇、流放、监禁,甚至被杀。


让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大庭广众之下,你有没有什么观点不愿说出口?如果回答是没有,那么你也许应该停下来想一想了。你的每一个观点都能毫不犹豫地说出口,你自己深深赞同这些观点,并且你也确信肯定会获得别人的赞同,这是否太过于巧合了?一种可能是,也许事情并没有这么巧合,你的观点就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别人告诉你什么,你就相信了什么,你把别人灌输的观点当作了自己的观点。


另一种可能是,你的思想观点确实是独立思考得到的,碰巧与社会主流的思想观点一模一样。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似乎不大,因为这意味着,如果别人犯错了,你也必须碰巧犯一个同样的错误。为了防止他人复制,古代制作地图的工匠会故意在地图上画错一个小地方。如果你的地图与他的地图一样,就说明不太可能是你自己独立制作的。


如果别人告诉你应该相信什么,你就真的相信了,那么你就会和别人一样犯下同样的错误。如果你是南北战争前的南方庄园主,你会与北方开战;如果你是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人,你会相信希特勒。


有时候,别人会对你说:“要根据社会需要,改造自己的思想(well-adjusted)。”这种说法隐含的意思似乎是,如果你不认同社会,那么肯定是你自己的问题。你同意这种说法吗?事实上,它不仅不对,而且会让历史倒退。如果你真的相信了它,凡是不认同社会之处,你连想都不敢想,马上就放弃自己的观点,那才会真正出问题。


当然,这里要注意,并不是所有不能说出口的话都是我们要找的答案。实际上,只有同时满足两个条件才行。第一个条件是,这些话不能说出口;第二个条件是,它们是正确的,或者看起来很可能正确,值得进一步讨论。如果达不到第二个条件,大部分情况下你都不会有麻烦。你说2+2等于5,或者匹兹堡的市民身高三米,都不会有事的。这些明显错误的言论也许会被当成笑话,或者更糟一点,被当成你发疯的证据,但是肯定不会惹恼任何人。触怒他人的言论是那些可能会有人相信的言论。我猜想,最令人暴跳如雷的言论,就是被认为说出了真相的言论。

如果伽利略说帕多瓦城(Padua)的人身高三米,他只会被当作一个古怪的疯狂科学家。但是,他说地球围绕太阳运转,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教廷知道,这种话会让人们开始思考。

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很多这样的例子。人们因为说真话而给自己惹来麻烦。许多的言论,今天的人们看来再平常不过,但是放在过去都是不能说的。以此推断,未来的人们很可能会发现,他们觉得很平常的话,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都是不能说的。现在有没有伽利略这样的人和事?很可能是有的。


我们把这种不一定正确、但是极富争议的言论称为“异端邪说”。关注“异端邪说”,是找出“不能说的话”的第二种方法。历史上的每一个年代,都会给“异端邪说”贴一些标签,目的是在人们开始思考它们是否为真之前就把它们封杀。“亵渎神明”、“冒犯圣灵”、“异端”都是西方历史上常见的标签,当代的标签则是“有伤风化”、“不得体”、“破坏国家利益”等。以前时代的标签在今天已经不可避免地失去了杀伤力,最多只能用于讽刺。伹是在以前,它们真的有巨大的威力。


当一个政治家说自己的对手是错的,这是直截了当的批评。但是,如果他不谈论对错,却使用“制造分裂”或者“对种族问题不敏感”这样的标签攻击对手,那么我们就应该多加注意了。所以,如何找出那些我们自以为正确却会被未来人们耻笑的话?方法就是关注这些标签!比如,有一个标签叫做“性别歧视”,你问自己哪些想法属于“性别歧视”。然后,把头脑中跳出来的那些想法按照先后顺序列出来,再逐个追问,它们真的属于“性别歧视”吗?


我们喜欢孩子们看上去天真无邪。


我并不是说斗争从来就与思想无关,而是要强调,不管实际上是否有思想斗争,斗争总是会以思想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正如刚刚过气的时尚并非一点儿也不时尚,失败一方的思想其实也并非一无是处。比如希特勒就很推崇写实派艺术(representational art),但是希特勒是失败者,所以写实派一直得不到认同,直到近年才开始复兴。^


首先,我这样做与小孩子翻石头是出于同样的原因:纯粹的好奇心。我对任何被禁止的东西都有特别强烈的好奇心。我要亲眼看一下,然后自己做决定。


在科学领域,质疑他人的结论和公认的假设是尤其重要的一件事,会提供巨大的科学创造的优势。科学家(或者至少是优秀科学家)做事的方式,准确地说,就是寻找传统观点无法自圆其说的地方,然后试着拆开那里,看个究竟,瞧瞧里面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新的理论就是这样产生的。换言之,一个好的科学家,并不仅仅是避开传统观点,还要努力打破传统观点。科学家就是要自找麻烦。这应该是任何学者的研究方式,但是科学家似乎特别愿意一探究竟。


训练自己去想那些不能想的事情,你获得的好处会超过所得到的想法本身。这就像田径比赛之前要傲一些伸展运动,把肢体活动开。你要把身体伸展到极限,远超过跑步所需要的那种程度,这样一来,比赛的时候才能跑得更快。同样,如果你能“远远地”跳出传统思维,提出让别人一听就脑袋轰一声炸开的惊人观点,那么你就在“小小地”跳出传统思维方面不会有任何困难。要知道,人们把后面的这种情况称为“创新”。


假设未来的某一天,世界上爆发了一场运动,黄颜色被禁止了。任何东西都不得涂成黄色,违者就是“黄色分子”(yellowist),以破坏社会稳定罪论处。橙色可以容忍,但也很可疑。有一天,你终于觉醒了,意识到错的不是黄颜色,而是这个社会。如果公开这样说,就会被打成“黄色分子”,无数正义人士义愤填膺,对你口诛笔伐。如果你以此作为人生目的,一定要为黄颜色平反昭雪,现在的局面可能正中你下怀。但是,如果你的兴趣主要是别的事情,变成他人眼里的“黄色分子”对你是极大的干扰。与笨蛋辩论,你也会变成笨蛋。

这时你要明白,自由思考比畅所欲言更重要。如果你感到一定要跟那些人辩个明自,绝不咽下这口气,一定要把话说清楚,结果很可能是从此你再也无法自由理性地思考了。我认为这样傲不可取,更好的方法是在思想和言论之间划一条明确的界线。在心里无所不想,但是不一定要说出来。我就鼓励自己在心里默默思考那些最无法无天的想法。你的思想是一个地下组织,绝不要把那里发生的事情一股脑说给外人听。“格斗俱乐部”的第一条规则,就是不要提到格斗俱乐部^。


“守口如瓶”的真正缺点在于,你从此无法享受讨论带来的好处了。讨论一个观点会产生更多的观点,不讨论就什么观点也没有。所以,如果可能的话,你最好找一些信得过的知己,只与他们畅所欲言、无所不谈。这样不仅可以获得新观点,还可以用来选择朋友。能够一起谈论“异端邪说”并且不会因此气急败坏的人,就是你最应该认识的朋友。


你的策略,简单说,就是不赞同这个时代的任何一种歇斯底里,但是又不明确告诉别人到底不赞同哪一种歇斯底里。狂热分子试图引诱你说出来真心话,但是你可以不回答。如杲他们不放手,一定要你回答“到底是赞成还是反对我们”,你不妨以不变应万变:“我既不反对也不赞成。”


具体来说,一种方法就是逐步把辩论提升到一个抽象的层次。假定总的来说,你反对言论审查制度。公开质疑的时候,你一定要小心,不要提到具体的被审査的电影或者书籍。否则,对手就会一把抓住那部电影或那本书籍,声称你支持的其实不是言论自由,而是那些被审查的内容。你不要直接攻击某个标签,而要攻击它的“元标签”(meta-label)。所谓“元标签”,就是对某个标签的抽象描述。如果人们开始讨论元标签,那么原来的标签反而不会受到注意了。举例来说,“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就是一个“元标签”,是许多特定现象的总称。这个词现在被广泛使用,其实这恰恰意味着“政治正确”的时代正在开始消亡,因为它使得你可以从总体上攻击这个现象,而不会受到指控,不会被说成支持某一种特定的“政治不正确”现象。


所有反击方法之中,最好的一种可能就是幽默。狂热分子都有一个共同点:缺乏幽默感。他们无法平静地对待笑话。在幽默王国中,他们闷闷不乐,就像满身笨重盔甲的骑士走进了溜冰场,无所适从。


不过,有些人的这种态度不是真的,而是装出来的。某些年轻程序员注意到了知名黑客的怪癣,就会模仿,好使自己显得更聪明。这种装出来的不服从再加上故作姿态挑毛病的态度,不仅仅令人恼火,而且实际上会延缓创新的进程。


让我以政府官员听得懂的语言来解释这件事情。公民自由并不仅仅是社会制度的装饰品,或者一种很古老的传统。公民自由使得国家富强。如果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公民自由的关系画成图,你会发现它们是很清楚的正相关关系。公民自由真的是国家富强的原因,而不是结果吗?我认为是的。在我看来,一个人们拥有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的社会,往往最有可能采纳最优方案,而不是采纳最有权势的人提出的方案。专制国家会变成腐败国家,腐败国家会变成贫穷国家,贫穷国家会变成弱小国家。经济学里有一条拉弗曲线(Laffer curve),认为随着税率的上升,税收收入会先增加后减少。我认为政府的力量也是如此,随着对公民自由的限制不断上升,政府的力量会先增加后减小^。至少现在看来,我们的政府很可能蠢到会真的把这个实验付诸实施,亲自验证一下这个观点。但是,税率提高了还能再降下来,而一旦这个实验铸成大错,就悔之晚矣,因为极权主义制度只要形成了,就很难废除。


如果你还没忘记Viaweb的旧事,你可能会觉得我这么说听上去很奇怪,因为那时我们总是宣布将有新版本推出。这只是公关伎俩啦,我们知道媒体喜欢听到版本号。如果你发布一个大的版本更新(版本号的第一位数发生变动),它们就会以大篇幅报道;如果你发布一个小的版本更新(版本号小数点后发生变化),它们最多只用一段话提一下。

我们的一些竞争对手的产品是桌面软件,确实有版本号。对我们来说,这种发布方式只表明他们的落后,但是他们却因此把媒体的目光都吸引过去了。我们不想做局外人,所以也开始为自己的软件加上版本号。什么时候需要媒体宣传了,就开出一张单子,上面总结了自从上次“发布”以来,我们新增的所有功能,然后在上面填一个新的版本号,发出一个新闻稿,宣布新版本已经准备就绪了。真是神奇啊,从来没有人看穿我们的把戏。


有钱的客户倾向于更贵的选择,即使便宜的选择更符合他们的需要,他们也不会买。这种现象普遍存在。原因就是,那些索要高价的人将更多的钱投入推销。Viaweb不采用这种做法。互联网咨询公司从我们手里抢走了几个高端商家。他们说服这些商家,让他们相信更好的选择就是,花50万美元,将网上商店开在自己的服务器上。结果是意料之中的,当圣诞节购物高峰来临时,服务器的负载陡然上升,这些商家一个接一个地发现,他们的选择并不是那么正确。Viaweb的系统远比大多数商家自己搭建的系统更高级更先进,但是我们付不起高额的宣传费,无法让他们明白这一点。我们的宣传费每月只有300美元,无法派遣一个衣冠楚楚、言之凿凿的团队到客户公司做演示。

有一段时间,我们构思了一种新类型的服务,名叫“Viaweb黄金版”。它比我们普通类型的服务贵十倍,但是功能一模一样,唯一的区别就是有专人穿着西装面对面把它卖给你。我们从未把这个构思付诸实践,但是我很肯定,要是真推出的话,一定会有商家购买。


「你可能会问,如果Mac电脑真那么出色,为什么后来它的市场表现不佳?还是那个老生常谈的原因:成本太高。微软公司把所有精力都集中在软件上面,所以很多厂商只要专攻硬件就可以了,把硬件成本降了下来。单单是微软的软件或者第三方厂商的硬件都不足以赢得市场优势,但是它们结合起来,就在个人电脑出现后一段关键时期中主导了市场。苹果公司同时做软件和硬件,所以成本上没有优势。(但是,苹果公司还没有失败,如果它能把iPod升级成手机,并且将网络浏览器包括在其中,那么微软公司就有大麻烦了。)(译者注:这段话写于2001年9月,苹果公司的iPhone手机已于2007年6月上市。)」


互联网软件永远没有收工的那一天,如果你愿意,可以一直干下去,每天忙上16个小时。而且,你能够做到这一点,意味着竞争者也能做到这一点,所以长时间工作变成了一种必需,不得不如此。因为你能做到,所以你必须做到。这简直就是逆向的帕金森定律^。


有一件事可能会打消你通过互联网软件创业的念头,那就是网页作为用户界面,功能实在是太弱了。我承认,这确实是一个问题。我们真的想改造HTML语言和HTTP协议,对许多地方进行加强。不过必须指出,目前阶段的网页刚好能满足需要。


「Ed Roberts(1941—2010),美国工程师。1970年创立MITS公司,1975年设计出了历史性的产品——微型计算机Altair8800,开创了个人电脑的时代,后来被称为“个人电脑之父”。1977年,他卖掉了MITS公司,来到佐治亚州乡下研究医学,最后成为小镇上的医生。——译者注」


E.B.怀特^曾经从一个农民朋友那里听到一则趣闻。许多农场用电篱笆防止奶牛逃跑,但是不少电篱笆其实并没有通电。不过奶牛们已经吃过苦头,显然学会了不去碰电篱笆,这时不通电也能起到效果。“奶牛们,行动吧!”他写道,“趁着统治者打鼾时,夺回你们的自由!”

^「E.B.怀特(E.B.White,1899—1985),美国当代著名作家、散文家,常年担任《纽约客》杂志的主要撰稿人,以优美的语体风格著称于世。——译者注」


创造有价值的东西就是创造财富。你最好先搞清楚什么是财富。财富与金钱并不是同义词^。财富存在的时间与人类历史一样长久,甚至更长久,事实上蚂蚁也拥有财富。金钱是一种历史相对较短的发明。

^「近代历史上,政府有时都搞不清楚金钱和财富的区别。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到,许多国家政府为了保住“财富”,禁止出口白银或者黄金。但是,黄金和白银实际上只是一种交换媒介,留住它们并不会让一个国家变得更富有。如果物质财富保持不变,金钱越多,导致的唯一结果就是物价越高。」

财富是最基本的东西。我们需要的东西就是财富,食品、服装、住房、汽车、生活用品、外出旅行等都是财富。即使你没有钱,你也能拥有财富。如果有一台魔法机器,能够按照你的命令变出汽车,为你洗衣做饭,提供其他你想要的东西,那么你就不需要钱了。要是你身处南极洲内陆,再多的钱对你也是无用的,因为没有东西可买,你真正需要的是财富。

财富才是你的目标,金钱不是。但是,如果财富真的这么重要,为什么大家都把挣钱挂在嘴边呢?部分原因是,金钱是财富的一种简便的表达方式:金钱有点像流动的财富,两者往往可以互相转化。但是,它们确实不是同样的东西,除非你打算伪造货币,否则使用“挣钱”这个词会不利于理解如何才能挣钱^。


对于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你会觉得它们很有价值,伹是它们恰恰最不可能与他人眼中有价值的东西发生重合。


这就是为什么如此之多的最优秀程序员都是自由主义者的原因。我们这个世界,你向下沉沦或者向上奋进都取决于你自己,不能把原因推给外界。许许多多不创造任何财富的人——比如本科生、记者和政客——一听到最富有的5%人口占有全社会一半以上的财富,往往会认定这是不公平的。一个有经验的程序员很可能也认为这是不公平的。因为最顶尖的5%的程序员写出了全世界99%的优秀软件。

创造出来的财富不一定非要通过出售实现价值。至少直到最近,科学家一直在把他们创造的财富真正地捐献给社会。青霉素的发现使得我们所有人都变得更富有,因为从此我们死于细菌感染的可能性变小了。人们需要的东西就是财富,治愈疾病肯定就是人们需要的东西。黑客经常开发开源软件让所有人免费使用,以此把自己的工作捐献给社会。FreeBSD操作系统使我变得更富有。我自己的电脑就在使用FreeBSD,雅虎公司所有的服务器都是如此。


「技术的发明人往往很难确定,可以明确无误地确认只有一个发明人很难。所以根据这条规则,如果你知道某种东西的“发明人”(比如电话、流水线、飞机、电灯、晶体管),那是因为他的公司用这种发明賺到了钱,并且公司的公关人员尽力散布发明人的故事。如果你不知道谁发明了某种东西(汽车、电视、计算机、飞机引擎、激光),那是因为其他人的公司从这种发明中赚到了钱。」


如果有别的方式可以让努力与回报成正比,又不存在风险的因素,我们将很乐于尝试。我们宁愿以百分之百的把握去赚100万美元,也不愿以20%的把握去赚1000万美元,尽管后者理论上的期望值比前者高出一倍。很不幸的是,如今的商界不存在百分之百把握赚到100万美元的可能。


理解这些有助于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欧洲在历史上变得如此强大?是因为欧洲优越的地理位置,还是因为欧洲人天生就比较优秀,或者是宗教原因?答案(或者至少是近因)可能就是欧洲人接受了一个威力巨大的新观点:允许赚到大钱的人保住自己的财富。

一旦自己的财产有了保证,那些想致富的人就会愿意去创造财富,而不是去偷窃。由此导致的新技术不仅被转化成财富,还被转化成军事力量。隐形飞机的理论是由前苏联数学家提出的,但是因为前苏联没有计算机工业,它就只能是一个理论,无法变成产品。前苏联没有足够快的硬件来完成设计飞机所需要的大量计算。


当我们说一些工作报酬过高,另一些工作报酬过低,我们的真实想法到底是什么?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价格由买家的需求决定。如果人们喜欢棒球甚于喜欢诗歌,那么棒球运动员的收入就是要比诗人的收入高。如果说某种工作的报酬过低,那就相当于说人们的需求不正确。当然,人们确实会需求不正确的东西。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你不觉得声称某种工作报酬过低的说法更奇怪吗^?如果你觉得由于人们的需求不正确,导致某些工作的报酬过低而且不公平,那么这个世界一定会让你感到非常遗憾,人们就是喜欢看电视真人秀,而不是莎士比亚作品,人们就是喜欢吃玉米热狗,而不是水煮蔬菜,这是不是很不公平呀?要是你觉得不公平的话,那你就同把蓝颜色说成最漂亮的颜色、把方的说成圆的那样蛮不讲理。


^「我们把由父母供给收入的模式称为“老爹模式”。这个模式与真实世界的最大区别之一就是对勤奋工作的评价不同。在老爹模式中,勤奋工作本身就是值得的,老爹会感到很高兴。但是在现实中,财富是用工作成果衡量的,而不是用它花费的成本衡量的。如果我用牙刷油漆房屋,屋主也不会付给我额外工资的。

所以,对于那些仍然处于“老爹模式”的人来说,看到有人勤奋工作却没有得到很多报酬就会感到不公平。为了破除这种迷思,让我们假设有一个工人,他单独一人在荒岛上打猎和采集水果。如果他的能力不足,就常勤奋地工作,最后也不会得到很多食物。这是不公平吗?又是谁对他不公平呢?」


「“贪污”和“堕落”在英语中是同一个词:corruption。——译者注」


17世纪的英国很像今天的第三世界,当官是公认的发财职业。那个年代要赚大钱仍然主要通过贪污,而不是经商^。到了19世纪,情况就变了,虽然存在大量贪污受贿(今天依然如此),但是政府遂渐被一些将良心和名誉看得比金钱更重要的人所控制。技术的发展使得通过创造而积累财富的速度第一次有可能超过通过偷窃而积累财富的速度。19世纪典型的富人不是宫廷朝臣,而是实业家。

^「16世纪的英国,权力最大的大臣分别是William Cecil和他儿子Robert Cecil。两人都利用职权获取了大财富,成为当时最富有的人。Robert Cecil收受贿赂都到了叛国的地步。“身为国务卿和詹姆斯一世主要的外交政策顾问,他收受了很多好处。荷兰人向他大量行贿,要求英国不要与西班牙媾和,而西班牙人也向他大量行賄,要求英国与其签订和约。”」


如果我可以做选择,到底是生活在一个整体上非常富裕但是我个人相对贫穷的社会,还是生活在一个我个人相对非常富裕但是整体上非常贫穷的社会呢?我会选择第一个选项。如果我有小孩的话,可能哪一个选项更好还值得争论。但是,总的来说,你要避免的是绝对贫穷,而不是相对贫穷。如果必须在这两种社会之间做选择,根据目前的证据,我选择个人相对贫穷、但是整体上更富裕的社会。


并非所有的痛苦都是有益的。世界上有有益的痛苦,也有无益的痛苦。你需要的是咬牙向前沖刺的痛苦,而不是脚被钉子扎破的痛苦。解决难题的痛苦对设计师有好处,但是对付挑剔的客户的痛苦或者对付质量低劣的建材的痛苦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在数学和工程学中,递归尤其有用。归纳式证明方法既简洁又美妙。在软件中,能用递归解决的问题通常代表已经找到了最佳解法。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如此引人注目,部分原因就是它的外形是递归的,大塔上面还有小塔(图9-2)。


不知不觉的模仿几乎必然将导致坏设计。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的想法从何而来,那么你可能就是在模仿另一个模仿者。19世纪中期,拉斐尔画派主导了整个画坛,几乎每个学画的人都在模仿拉斐尔,可是经常谬以千里。有一些艺术家实在看不下去了,被如此之多模仿拉斐尔的人搞烦了,于是成立了前拉斐尔画派^。

^「前拉斐尔画派是1848年由三个年轻的英国画家创立的。他们认为,学院派的方法巳经腐化了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的风格,因此艺术发展的正确道路应该回到拉斐尔之前的古典时代。——译者注」


等到你逐渐对一件事产生热情的时候,就不会满足于模仿了。你的品味就进入了第二阶段,开始自觉地进行原创。


好设计是成批出现的。15世纪住在佛罗伦萨的伟大艺术家有建筑师布鲁内莱斯基、画家吉贝尔蒂、雕塑家多纳泰洛、画家马萨乔、画家菲利普里皮、画家弗拉安吉利科、雕塑家韦罗基奥、画家波提切利、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当时,米兰也是同等的大城市,请问你能说出15世纪米兰城有什么伟大艺术家吗?

15世纪的佛罗伦萨有一些独特的条件,它们是不可延续的,因为今天的佛罗伦萨已经不是如此了。我们还必须假设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拥有的天赋,在米兰城里一定也有人拥有。那么为什么没有出现米兰的达·芬奇呢?

今天,生活在美国的人口大概是15世纪佛罗伦萨的一千倍。那么按照比例推算,在我们之中存在着一千个达·芬奇和一千个米开朗基罗。如果这种推算成立,我们应该每天都看到令人惊叹的艺术奇迹。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原因就是达·芬奇的出现除了他本身的天赋以外,还有赖于1450年的佛罗伦萨。


那么,应该使用哪一种语言?嗯,关于这个问题,现在有很多争论。部分原因是,如果你长期使用某种语言,你就会慢慢按照这种语言的思维模式进行思考。所以,后来当你遇到其他任何一种有重大差异的语言,即使那种语言本身并没有任何不对的地方,你也会觉得它极其难用。缺乏经验的程序员对于各种语言优缺点的判断经常被这种心态误导。


可能因为想炫耀自己见多识广,某些黑客会告诉你所有高级语言基本相似。“所有编程语言我都用过。”某个看上去饱经风霜又酷的黑客往酒吧里一坐,“你用什么语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对问题是否有正确的理解。代码以外的东西才是关键。”

这当然是一派胡言。各种语言简直是天差地别,比如Fortran I和最新版的Perl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而早期版的Perl和最新版的Perl之间的差别也大得惊人。但是,那个夸夸其谈的黑客可能真的相信自己的这番话,的确有可能使用所有不同的语言写出了与用原始的Pascal语言写的差不多的程序。如果你吃过麦当劳,就会知道全世界各地的麦当劳的味道都几乎一样。##(sphinxs 补充:原文为 “ If you only ever eat at McDonald’s, it will seem that food is much the same in every country.” 此处翻译有误)##

一些黑客只喜欢自己用的语言,反感其他所有的语言。另一些黑客则说所有的语言都一样。事实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语言之间确实有差别,但是很难确定地说明哪—种语言是最好的。这个领域依然还在快速发展。


静态类型语言的拥护者认为这样可以防止bug,并且帮助编译器生成更快的代码(这两点理由都成立)。动态类型语言的拥护者认为静态类型对程序构成了限制(这点理由也成立)。我本人更喜欢动态类型,痛恨那些限制我的自由的语言。但是,确实有一些很聪明的人看来喜欢用静态类型语言。所以,这个问题依然值得讨论,并没有固定答案。


我已经预测了,一旦未来硬件的性能大幅提高将会发生什么事。新增加的运算能力都会被糟蹋掉。


很多数据结构存在的原因都与计算机的速度有关。比如,今天的许多语言都同时有字符串和列表。从语义上看,字符串或多或少可以理解成列表的一个子集,其中的每一个元素都是字符。那么,为什么还需要把字符串单列为一种数据类型呢?完全可以不这么做。只是为了提高效率,所以字符串才会存在。伹是,这种以加快运行速度为目的、却使得编程语言的语义大大复杂的行为,很不可取。编程语言设置字符串似乎就是一个过早优化的例子。

如果我们把一种语言的内核设想为一些基本公理的集合,那么仅仅为了提高效率就往内核添加多余的公理,却没有带来表达能力的提升,这肯定是一件很糟的事。没错,效率是很重要,但是我认为修改语言设计并不是提高效率的正确方法。

正确做法应该是将语言的语义与语言的实现予以分离。在语义上不需要同时存在列表和字符串,单单列表就够了。而在实现上做好编译器优化,使它在必要时把字符串作为连续字节的形式处理^。

^「我相信,Lisp Machine Lisp(Lisp语言的一种方言)是第一个具体表达这样一种观点的语言:变量的声明(除了动态类型变量之外)只是优化的建议,对一个正确程序本身的含义不构成影响。Common Lisp(Lisp语言的另一种方言)则好像第一个明确提出了这一点。」


有一句俗话说,如果你自己做不到,那就去当老师。这在语言设计领域不成立,我认识的一些最出色的黑客就在当教授。但是,当老师的人确实有很多事情不能做。研究性职位给黑客带来了一些限制。在任何学术领域,都有一些题目是可以做的,另一些题目是不可以做的。不幸的是,这两类题目的区别通常取决于它们写成论文后看上去是不是很高深,而不是取决于它们对软件业的发展是否重要。最极端的例子可能就是文学,文学研究者的任何成果几乎对文学创作者都毫无影响。


技术的变化速度通常是很快的。但是,编程语言不一样,与其说它是技术,还不如说是程序员的思考模式。编程语言是技术和宗教的混合物^。所以,一种很普通的编程语言就是很普通的程序员使用的语言,它的变化就像冰山那样缓慢。大概在1960年,Lisp语言引入了垃圾回收机制(Garbage Collection),今天已经被广泛认为是非常好的做法。Lisp的动态类型特点也同样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闭包是20世纪60年代Lisp语言引入的功能,现在的接受程度还很低。宏也是60年代中期Lisp语言引入的,现在还是一片处女地。


我猜想,Python有一天会支持这样的写法。(如果不想等到Python慢慢进化到更像Lisp,总可以直接……)


举例来说,在面向对象编程的世界中,我们大量听到“模式”(pattern)这个词,我觉得那些“模式”就是现实中的因素(c),也就是人肉编译器^。当我在自己的程序中发现用到了模式,我觉得这就表明某个地方出错了。程序的形式应该仅仅反映它所要解决的问题。代码中其他任何外加的形式都是一个信号,(至少对我来说)表明我对问题的抽象还不够深,也经常提醒我,自己正在手工完成的事情,本应该写代码通过宏的扩展自动实现。

「皮特·诺维格发现,总共23种设计模式之中,有16种在Lisp语言中“本身就提供,或者被大大简化”。(www.norvig.com/design-pattems)」


编程语言不是数学定理,而是一种工具,为了便于使用,它们才被设计出来。所以,设计编程语言的时候必须考虑到人类的长处和短处,就像设计鞋子的时候必须符合人类的脚型。如果鞋子穿上去不舒服,无论它的外形多么优美,多么像一件艺术品,你也只能把它当作一双坏鞋。


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客户第一次提出某种需求时,他很少理会。因为他知道人们有时候会想要自己并不真正需要的东西。为了避免浪费时间,只有当客户第三次或第四次提出同样的需求时,他才认真对待。这个时候客户可能已经很不高兴了,但是这至少保证他们提出的需求应该就是他们真正需要的东西。


它提供的抽象能力只是为了方便你的开发,而不是为了强迫你按照它的方式行事。


为了做出优秀的设计,你必须贴近用户,始终寸步不离,永远站在用户的角度调整自己的构想。19世纪英国作家简·奧斯汀的小说为何如此出色?一个原因就是她把自己的作品大声读给家人听,所以她就不会陷入孤芳自赏难以自拔的境地,不会长篇累牍地赞叹自然风光,也不会滔滔不绝地宣扬自己的人生哲学。(事实上,简·奥斯汀还是在小说里宣扬了自己的人生哲学,不过她把它编进故事之中,而不是直接像贴标签那样讲出来。)你可以随便找一本平庸的“文学”读物,想象一下把它当作自己的作品读给朋友们听,这样会让你真切地感受到那些“文学”读物高高在上的视角,读者必须承受所有沉重的负担才能阅读这些作品。


在软件领域,贴近用户的设计思想被归纳为“弱即是强”(Worse is Better)模式^。这个模式实际上包含了好几种不同的思想,所以至今人们还在争论它是否真的成立。但是,其中有一点是正确的,那就是如果你正在设计某种新东西,就应该尽快拿出原型,听取用户的意见。

^「“弱即是强"指的是一种软件传播的模式,由Common Lisp专家理査德·加布里埃尔(Richard P. Gabriel)于1991年在Lisp: Good News, Bad News, How to Win Big(http://www.dreamsongs.com/WIB.html) 一文中首先提出。它的含义非常广泛,涉及软件设计思想的各个方面,其中的一个重要结论就是软件功能的增加并不必然带来质量的提高。有时候,更少的功能(“弱”)反而是更好的选择(“强”),因为这会使得软件的可用性提高。相比那些体积庞大、功能全面、较难上手的软件,一种功能有限但易于使用的软件可能对用户有更大的吸引力。加布里埃尔本人经常举Unix和C语言的例子,Unix和C在设计上考虑了实际环境,放弃了一些功能,但是保证了简单性,这使得它们最终在竞争中胜出,成为主流操作系统和编程语言。——译者注」


士气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很难为低端用户设计出优秀产品。因为优秀设计的前提是你自己必须喜欢这种产品,否则你不可能对设计有兴趣,更不要说士气高昂了。为了把产品设计好,你必须对自己说:“哇,这个产品太棒了,我一定要设计好!”而不是心想:“这种垃圾玩意,只有傻瓜才会喜欢,随便设计一下就行了。”

你不是个玩意儿#

杰伦·拉尼尔 / 葛仲君译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云”上的信息富裕者和信息贫乏者之间有着共同的特点。一个对冲基金经理如果要赚钱,他可能会使用“云”的计算能力来构建极其复杂的金融工具,然后以同样的方式对金融衍生品的预期压下赌注,从而把巨大的风险打包成虚拟担保物——你看,钱就是这么从无到有赚来的,这种狡猾的行为算得上是伪造货币了。而那些在社交网站上人气很高的年轻人们也是这么做的,只不过他们的目的是在Facebook等网站上收集数量惊人的“好友”。


社交网站真正的用户是它的广告主,所以它们会出现在任何一个醒目的地方,只是因为这是合同里规定的。而社交网站的本质、整个虚假友谊只不过是“云”上的大佬们(信息富裕者)抛出的诱饵,希望用它们来吸引潜在的广告主——姑且把他们称做“救世主般的广告主”吧。


这种情形可以让我们想到“人的天性是如何被我们进化所处的环境所影响的”这个命题。虽然人类贵为最具智慧的生物,但还是会在某个非常细致的方面认识得不够。所以我们必须发展自己在不同方面之间切换的本领。这使我们形成了既喜欢孤独又喜欢扎堆的性格。一个人不可能在两者之间极端偏向一方,而是能够在两者之间转换。 新的社会沟通形式在现代网络恐怖的扩散中起到了独特的作用。如果你观察一段线上对话,无论他们谈的是吉他、宠物狗还是健美操,你都能从中发现某种固定的模式:从聊天的方式上看,那些圣战分子和宠物达人之间并没什么区别。先是一群人聚集在一起聊天,你选择支持或者反对一方的观点,一旦你选择了观点,你就具备了这个群体所共有的爱憎。


新的社会沟通形式在现代网络恐怖的扩散中起到了独特的作用。如果你观察一段线上对话,无论他们谈的是吉他、宠物狗还是健美操,你都能从中发现某种固定的模式:从聊天的方式上看,那些圣战分子和宠物达人之间并没什么区别。先是一群人聚集在一起聊天,你选择支持或者反对一方的观点,一旦你选择了观点,你就具备了这个群体所共有的爱憎。


假设某天早上,你发现几位好友赚到(或者继承到)一大笔钱,然后他们通过一定的方式延长了寿命,而对于你和你的家庭来说,这笔费用太过昂贵。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办?也许到那时很多人会变成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研究的就是技术革命,但不幸的是,他应对技术革命的办法是一系列暴力革命。他认为在技术充分成熟之前,得先把大环境治理好。马克思的思想对许多人,尤其是对年轻人有着强大的号召力。许多技术空想的核心还是马克思的思想,但从外表上看,这些空想披着一层自由主义的外衣。(这种隐秘的技术马克思主义,我会在后面详细讨论。) 但新技术创造的新的工作岗位把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的控制中救了出来——而那些新的工作机会一般来说都比旧的工作更好。和旧工作相比,新工作的层次更高了——它对智力的要求更高、更具创造性和文化价值,或者更具战略性。就好比勒德分子砸烂了织布机,但他们的子孙却在研制机械织布机一样。


对于许多大学生来说,文件分享是他们进行非暴力反抗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数字盗版行为等同于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的行为!


早些时候有一个理论很出名,它研究的是数字网络文化为什么能——以及怎样才能发挥它的作用。这个理论认为,追逐金钱利益的念头应该被摒弃,因为数字网络可以让非常多的人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易。这个理论将来是否会回潮,我也不知道,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似乎人们还是得拿钱来付房租、买食物和药品。那么有没有一种方法,能从技术上让金钱和资本变得充足,而又不必去剥削大众呢?特德·纳尔逊(Ted Nelson)提出了一个好点子。 纳尔逊恐怕是网络文化发展进程中影响力最大的一个。他在20世纪60年代发明了数字媒体链接,还提出了把网络媒体连接起来的核心思想,他给这种思想起了个名字,叫“超媒体”(hypermedia)。 纳尔逊对于靠链接赢利有着自己的想法,他的这些抱负可要比现在我们听到的理念深刻得多。他提出,我们不要复制数字化媒体,而是应该有效地保存好每个文化表现形式的唯一副本(不管是书籍还是歌曲);然后当别人要使用它的时候,就向它的作者支持一笔数额不大、人们可以承受的使用费。(当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为了保证系统的高效运行,每个文化表现形式都会有多个副本,但这只是内部操作的细节问题,与用户体验并不相关。) 这样一来,任何人都能靠富有创意的作品致富。拍摄恶搞短片的人一天可以赚很多钱,而随着著作被不断地引用,一个不怎么有名的学者也可以挣到他过去几年才能挣到的钱。但要注意的是,这和长尾理论是有很大差别的,因为得利的是普通人,而不是控制“云”的人。 现在人们出于爱好而上传的内容变得流行起来,这也回答了早先质疑纳尔逊观点的一个问题。曾经有人担心大家不愿意将自己的创意或想法表达出来,因此只有少数艺术家会变得富有,其他人都只能挨饿。我记得有一次,纳尔逊刚想讲话,就被年轻的美国极权主义者哄下了台,因为他们担心纳尔逊的理论会抬高知识分子而贬低农民。


当人们还都在马斯洛需求金字塔的底层挣扎的时候,突然降临的社会主义是很危险的事情。当革命突然发生时,掌权的通常都不是领袖的最佳人选(瞧瞧伊朗就明白了)。所以如果说社会主义是我们奋斗的方向的话,我们应该现在就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以便尽快实现社会主义。假如我们不能开诚布公地谈论社会主义,那说明我们还没有能力处理这个问题。 我可以想象,本书读者中的一些人会觉得这些话听着像是奇怪的布道词,因为在自由主义者的硅谷,社会主义似乎是终极禁忌;但在数字化圈子里,又确实涌动着一股股社会主义的暗流。对于经历了布什执政期间市场混乱的年轻人来说,这一点显得更加确定不疑。


比如,开源文化的信奉者常常说,如果没有完美的技术来防止拷贝,那么空谈禁止拷贝是毫无意义的。从技术角度讲,确实没有完美的防拷贝手段。在这个例子里,如果只有通过完美的限制手段才能影响人的行为的话,那干脆让音乐和报纸免费算了。按照这种逻辑,我们永远无法实现数字产品付费使用的梦想。 但我们不能对人性如此悲观,这是不现实的,前文已经证明过了,我们有办法实现这个转变。例如,侵入别人的汽车、房子很容易,但没几个人会这么做。门锁只是一种象征,它提醒人们遵守一种最终会使人受益的社会契约。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存在,就是因为人们在不停地作出选择。技术可以推动人们作出选择,但不能代替人作出选择。 我曾经有过一次顿悟,希望自己能激励全世界的人。人类世界有其自然的合理性,房子不会自己倾倒,别人种的无害的食物你也可以吃,这些都是每个人善良的意志和行为最明显的例证,无论他还活着,还是已经死去。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种叫做“爱”的氛围中。 各种文明的限制则是爱最极致的体现,因为这些限制弥补了人性的不足。我们必须内心坦诚,真实地对待自己,这样才能不断地进步。


但人类的追求有它非理性的一面。市场中的非理性不但存在于普通人身上,就连研究它们的经济学家,以及试图操控经济学的监管者也不可避免。 有时候,虽然某种技术一次次地让人失望,或者会带来致命的危险,但人们还是会继续使用它。汽车就是很好的例子。死于车祸的人比死于战争的人还要多,但我们就是喜欢汽车。 资本主义也是一样的道理,因为它给了我们自由。虽然它时而崩溃一下,但我们还是会拥戴它。面对它带给我们的伤害,我们选择视而不见。


资本主义也是一样的道理,因为它给了我们自由。虽然它时而崩溃一下,但我们还是会拥戴它。面对它带给我们的伤害,我们选择视而不见。


当然,在冷战时期设计互联网时,它就能够经受住核打击。它的局部被破坏并不会使整个网络瘫痪,但这也意味着人们可以在不看到它的整体的情况下,了解到它的局部。支持这个网络的核心思想被称为“包交换”(packet switching)。 每个数据包都是一个文件的一部分,它在互联网节点之间传送,就像接力赛的队员传递接力棒一样。每个包都有一个目的地址(destination address),如果某个节点没能正确接收数据包,它就会尝试把数据包传给别的节点。传递的路线不定,只有目的地是确定的。这就是为什么互联网理论上可以承受攻击而继续运作。每个节点都会不停地寻找邻近的节点,直到每一个数据包都被送到它的目的地为止。 实际上,互联网在其不断发展过程中,并没有理论上的那么牢靠,但包结构仍然是它的核心设计。 包结构具有去中心化的特点,这使得人们不可能追踪到其中流动的信息的特征。每个数据包都只是某个文件很小的一部分,所以即使你看到了途经的数据包的内容,有时候也很难弄懂所有数据包在目的地组合起来之后,整个文件的全貌。 近几年来,受到生物学演进等概念的影响,工程师们开始强化互联网设计中模糊的部分,由此带来了隐私和匿名的盛行。每一次新的代码更改都刻意让互联网变得更加模糊不清。


退一步讲,人的精力又怎么能同时兼顾(写代码和耍手段)两个方面呢?


这些针对各种语言的实验也让人们更加了解了语言是如何产生的。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有关进化论的推测中有一条很引人注目,即音乐可能先于语言出现。他是受到许多物种都用歌声作为求偶表演的启发,想到人类发声是否也是以此为目的开始的。后来人们的声音发生了分化,变得复杂了,歌声除了求偶和其他基本生存目的之外,也开始代表别的含义。 语言可能并没有偏离它的源头太远。既然口语说得不好别人都能听得懂,又干吗要讲一口流利得体的口语呢?也许从某种程度上讲,口语说得好也算是种求偶表演。说得一口流利的口语不仅表示我是部落里聪明、博学的人,而且也表示我很可能是一个称职的伴侣,能帮助对方的配偶。


随着人类文化程度的提高,我们称之为“童年”的人生阶段也大大延长了,因为学习文化需要时间。文化程度不高的孩子只要身体允许就能下地劳作,而那些正在识字的孩子则在人造的、受到保护的课堂(就好比延伸的子宫)里度过他们的生活。据说直到印刷机普及之后,童年才得到广泛的认可,成为人类生命的一个阶段。


儿童希望自己被关注,所以青年在他们刚刚被延长的童年时期,会通过社交网站和博客最终得到他们想要的足够的关注。最近的网络技术设计甚至已经从满足这种被关注的愿望,转移到了这种心理更早期的发展阶段。 分离焦虑(separation anxiety)可以通过持续的接触得到减轻。年轻人在Twitter等网站上发布自己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并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抵御睡前独处的孤单、空寂的房间,以及自己内心寥落的呐喊。


当许多人都变得健忘的时候,把明摆着的事实不断地向他们重复讲一讲是很值得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有必要说明一下数字文化最明显的特征:它不过是一波又一波的少年读物。

失控#

【美】凯文·凯利

2.1 蜜蜂之道:分布式管理

2019-07-10 22:32:42

我曾观看过几次日蚀,也曾多次观察过蜂群。我观看日蚀是把它当作风景,兴趣并不大,多半是出于责任——由于它们的罕见与传说,那感觉更像是参加国庆游行。而蜂群唤起的是另一种敬畏。我见过不少次蜜蜂分群,每一次都令我痴呆若狂,也令其他所有目击者目瞪口呆。

从0到1: 开启商业与未来的秘密#

彼得·蒂尔 / 布莱克·马斯特斯

在功能极端失调的组织中,要想获得晋升机会,告诉别人你在工作比挽起袖子做事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