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哲

论美国的民主#

[法]托克维尔

“民主的法制一般趋向于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因为它来自公民之中的多数。公民之中的多数虽然可能犯错误,但它没有与自己对立的利益。贵族的法制与此相反,它趋向于使少数人垄断


美国民主的“暴政”表现,首先反映在舆论的统治。


“他们希望在自由之中享受平等,在不能如此的时候,也愿意在奴役之中享用平等”。


个人主义有使公民们逐渐拒绝参加社会生活的消极作用,人们总是很难放弃私事而去担任公职。于是,把公益工作都推给国家,使国家走向集权的道路。


但在没有政治自由传统的国家,民主有转化为专政的危险。“在平等的原则依靠暴力革命手段而取胜的民主国家”,这种危险尤其大。


人民从未奢想享有非分的社会地位,也决没有想过自己能与首领平等,觉得自己是直接受首领的恩惠,根本不去争取自己的权利。当首领是宽宏而公正的人时,他们爱首领,并对服从首领的严厉统治没有怨言,不感到卑下,好象这是在接受上帝给予的不可抗拒的惩罚。此外,习惯和民情也为暴政规定了界限,为暴力的行使定出了某种约束。


但在我们这一代,却又经常见到一些出身高贵和道貌岸然的人,持有与其高雅的身分完全不符的见解,他们反倒夸奖起卑躬屈节来了。与此相反,另一些人则把自由说得天花乱坠,好像他们自己已经体验到自由如何神圣和伟大,并且大声疾呼,为人类要求他们自己就从来不知其为何物的一些权利。


我们不能安于我们因独立而应当得到的一切。实际上,有两种自由。有一种是堕落的自由,动物和人均可享用它,它的本质就是为所欲为。这种自由是一切权威的敌人,它忍受不了一切规章制度。实行这种自由,我们就要自行堕落。这种自由也是真理与和平的敌人,上帝也认为应当起来反对它!但是,还有一种公民或道德的自由,它的力量在于联合,而政权本身的使命则在于保护这种自由。凡是公正的和善良的,这种自由都无所畏惧地予以支持。这是神圣的自由,我们应当冒着一切危险去保护它,如有必要,应当为它献出自己的生命。”我所讲的,已经足以说明英裔美国人文明的真正特点。这种文明是两种完全不同成分结合的产物(这个来源应当经常记在心中),而这两种成分在别处总是互相排斥的,但在美国却几乎彼此融合起来,而且结合得非常之好。我们说的这两种成分,是指宗教精神和自由精神。 新英格兰的建设者们既是自己教派的热心拥护者,又是大胆的革新者。尽管他们的某些宗教见解失于偏颇,但他们却不怀任何政治偏见。 因此,出现了两种各不相同但又互不敌对的趋势。无论是在民情方面,还是在法律方面,这两种趋势到处可见。 人们出于宗教观念而抛弃了自己的朋友、家庭和国家。我们尽可完全相信,他们为了追求这种精神上的享受,确实付出了相当高昂的代价。但是,我们又可以看到,他们几乎又以


在一个民族最不容易改变的事物当中,仅次于习惯的,就要数民法了。只有搞法律的人熟悉民法,也就是说,只有那些学过法律、能够找出理由把法律解释成好法或坏法、从维护法律当中可以直接获利的人,才熟悉民法。民族的大部分成员不解其中的奥妙,只能从个别的案例中看到这些法律的作用,很难识别它们的倾向性,而是不加思索地予以服从。


法国人之所以能使世界天翻地覆,并不是因为他们改变了自己的古老信仰,革新了自己的古老民情,而是因为他们首先提出了一种能够使人容易攻击一切旧的东西并为一切新的东西铺平道路的哲学方法,以及普遍推行了这种方法。


我们决不要忘记,使英裔美国人的社会得以建立的,正是宗教。因此,在美国,宗教是同整个民族的习惯和它在这个国土上产生的全部情感交织在一起的。


任何革命都要动摇旧的信仰,削弱当局的权威,贬低原来的常规思想。因此,所有的革命都要或多或少地产生一种使人自主和为每个人的精神开辟几乎无限的活动空间的效果。


当旧社会的各阶级间的长期斗争结束后而使人们的身分平等的时候,对他人的忌妒、憎恨和轻蔑感,以及自己的高傲和过分自信感,可以说会立即涌上人们的心头,而且会在一段时间内对人品支配作用。这种与平等背道而驰的现象,对在人们之间创造隔阂,使人们互不相信对方的判断而只依靠自己去获得知识,起了很大的作用。


世界上没有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不是通过相信别人的论断而认识许多事物,并接受非他本人所发现的大量真理的。


不错,凡基于听信他人的言论而接受某一观点的人,都要使自己的精神受到奴役,但这是一种能够使他正确利用自由的有益的奴役。


决没有可以不加区别地运用的规章,也决没有可以同时用于许多事物的同一方法。


反之,居住在民主国家的人,他们发现彼此都接近,没有太大的差别,所以他们不会专注于人类的某一部分,他们的视野开阔,一直扩大到全人类。在他们看来,凡是可以用于本身的真理,都可以同样地或以同样方式用于其每个同胞或同类。他们一旦在自己苦心从事的和最感兴趣的研究工作中染上喜欢一般观念的习惯,就会把这种习惯移用于其他工作中去。于是,找出所有事物的共同准则、把大量的事物总括在同一的形式之下、只用一个原因来解释无数事实的需要,就变成人们思想的一种热烈的而且往往是盲目的激情。 古代人对于奴隶的看法,最能证明我上述的一切是真理。 人是相似的,生下来就对自由拥有同等的权利,这本是一个极其一般而且同时又是极其简单的道理。但是,罗马和希腊的最精明最博学的天才,从未达到这样的思想境界。他们试图以种种办法证明,奴隶制度是合乎自然的,并且将永远存在下去。然而,所有的史料又在证明,古代有些名人在未获解放以前曾是奴隶,其中还有许多人有名著传世。他们虽然也曾目睹今天这样的奴役现象,但他们当时依然认为奴隶制度是合乎自然的。 古代的所有大作家,不是身为奴隶主贵族的一分子,就是至少认为当时建立的贵族制度


可见,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有确定不移的观念,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遗憾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单枪匹马,只靠自己的理性努力去取得这种观念,因而又使这个问题很难解决了。


尽管他们尽了一切努力,他们所发现的仍可能是为数不多的而且是互相矛盾的概念。


至于我,我怀疑人们能够永远既保持宗教的完全独立,又保持政治的充分自由。我一向认为,人要是没有信仰,就必然受人奴役;而要想有自由,就必须信奉宗教。


应当承认,平等虽然给世界上的人带来了很大好处,但使人养成了一些我以后将要指明的非常危险的禀性。平等使人们彼此独立,使每个人自顾自己。


这是人们的智力活动最常见的弱点之一,即愿意调和互相对立的原则,不惜牺牲逻辑而求和解。


这不是一个没有根据的设想,因为一个暴君可以将其恩泽平等地施于臣民,但让臣民们愚昧无知,以便于更容易奴役他们。


我一想到这样的民主社会,立刻觉得自己好象被抛进一所低矮、昏暗和沉闷的小房子里,虽然外面有时射进一道一道光线,但很快又变得微弱而终于消失。我突然觉得心情沉重,闷得喘不过起来;我在黑暗中四下摸索,希望找到一个出口,好到外面吸点空气和见到阳光。但是,这里所作的一切假想,并不适用于开化已久,在废除规定财产永久归于某些个人或某些团体的特殊法令和继承法以后仍然保有自由的民族。 当生活在一个民主社会里的人民是个开化的民族时,他们不难明白没有任何东西应当限制和强其他们安于现状。 因此,他们每个人都要想方设法去改进现状;而如果他们都是自由的,则每个人都将大显身手,但不一定获得同样的成果。当然,立法机构不会再给予人们以特权,但天赋会给予人们以这种特权。天赋的不平等是很大的,所以财富也将因每个人运用其才智去致富的情况而出现不平等。


当不再存在世袭的财产、阶级的特权、门第的优越感,而每个人只靠自己的努力前进时,则财富方面的高下之分,显然将取决于人的智力。凡是可以激励、扩大和发挥智力的东西,都将立即身价倍增。


在民主社会,既没有贵族制国家的那种因为自己有钱而可以高枕无忧的人数众多的阶级,又没有贵族制国家的那种因为无望改善处境而不再进取的阶级。每个人都在积极活动:有的是希望掌权,有的是希望致富。


当你周围的一切都在活动,而你本身已被裹进席卷万物的激流,并且每天都漂浮在这个激流之上的时候,你怎么能停下来思考高级科学呢?


在贵族制社会里,指导舆论和政务的阶级可以世世代代永远居于群众之上,所以它自然而然地会对本阶级和人类抱有一种优越的观念。


他们虽非终生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但至少把全部业余时间都用于其上了。


美国的法律承认公民在一切方面有言论的自由,甚至有信口开河的自由,但却对剧作家实行一种检查制度。


有一种平等可以在政治界建立,但那里没有政治自由。即除了一个人以外,所有的人是平等的,而那个唯一的一个人,则是所有人的共同主宰,并从所有的人中以同样的标准选拔他的权力的代理人。 我们还可以作另一些假设。比如,一种极为高度的平等,可能与或多或少有点自由的制度,或与完全没有自由的制度顺利地结合在一起。 虽然如无完全的自由人就不能绝对平等,而在平等达到其极限时又会与自由融合,


自由带来的好处,只有经过很长时间以后才能显现出来,而且这种好处的来因,又经常不容易被人辩认出来。 平等带来的好处是立竿见影的,人们在感受到它的时候,立即知道它的来源。 政治自由可以使人享得最大的慰藉,但不是经常性的,而且只能使某些公民享得。


专制在本质上是害怕被治者的,所以它认为人与人之间的隔绝是使其长存的最可靠保障,并且总是倾其全力使人与人之间隔绝。在人心的所有恶之中,专制最欢迎利己主义。只要被治者不互相爱护,专制者也容易原谅被治者不爱他。专制者不会请被治者来帮助他治理国家,只要被治者不想染指国家的领导工作,他就心满意足了。


当社会由少数几个有钱有势的人统治时,他们喜欢培养人们对义务的崇高思想,乐于主张忘我是光荣的,认为人应当象上帝本身那样为善而不图报。这就是当时的官方的道德原则。 我怀疑人在贵族时代会比在其他时代更有德,但我又确信人在那个时代会不断地讨论德行之美;至于德行的功用是什么,他们只能在私下议论。但是,随着人们的想象力日益衰竭,每个人便开始自顾自己,谈论道德的人也在这样的自我牺牲精神面前表示却步,不敢再向人们宣扬这种精神了。于是,他们只去研究公民的个人利益是否在于为全体造福的问题;而当他们一旦发现个人利益与全体利益有符合和相通之处,便急于去阐明。后来,这样的发现与日俱增,而本来只是孤立的观察就变成了普遍的原理。最后,他们终于认为自己发现了人为他人服务也是在为自己服务,个人的利益在于为善。


在美国,人们几乎绝口不谈德行是美的。他们只相信德行是有用的,而且每天都按此信念行事。美国的道德家们决不劝他们的同胞为了表现自己伟大而去牺牲自己。但他们却敢于宣称,这种牺牲精神对于牺牲者本人和受益者都是同样必要的。


很早以前,蒙坦就说过:“我走上一条捷径并不是由于它笔直,而是由于我从经验中获悉它是一条最便于我和最适于我达到所定目的的道路。”可见,“正确理解的利益”的原则,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


我不认为我们全体法国人的利己主义大于美国人,我们和美国人在利己主义上只有一点不同,即美国人公开主张利己主义,而我们则口头上不说但实际上奉行。每个美国人都知道牺牲个人的一部分利益可以保全其余部分。我们是要把全部利益都保住,而结果往往是全部丧失。


今天,在旧大陆的某些偏僻地区,有时还可以看到一些在普遍动荡之中似乎被人遗忘了的小村镇。它们仍然保持原样不动,而它们的周围却在前进。这些地方的居民,大部分都极其愚昧和贫困。他们不过问国家大事,但却经常受到政府的压迫。即使如此,他们依然怡然自得,而且总是心情舒畅。


尽管美国人普遍追求物质生活享乐,但可以说他们根本没有唯物主义思想。


因此,在全世界的政治舞台上以及在我们国家的政治舞台上,由少数几个人代表大多数人演出的情况并不罕见。他们只是以未出席的或不关心政治的群众的名义发言;在舞台上活动的只有他们几个人,其余的人都没有参加演出。他们任意规定一切事物,任意改变法律,恣意践踏民情。当你看到一个伟大的民族竟会被一小撮无能卑鄙之徒所操纵,不能不为之震惊。 从古至今,只有美国人幸运,他们避开了我在上面指出的一切暗礁。在这一点上,他们确实是值得人们羡慕的。


美国人以他们的行动证明:他们认为必须依靠宗教,才能使民主制度具有德化的性质。美国人本身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也是一切民主国家应当理解的真理。


在贵族社会,其实并不轻视一切劳动,而只轻视牟利的劳动。当劳动是为了实现个人的抱负或只是为了修德时,劳动依然是光荣的。但在贵族制社会,为荣誉而劳动的人,也往往同时趋利,唯他们不向外表露,只把这两种愿望藏在内心而已。他们伪装得很好,使他人看不出两种愿望是相结合的。他们也容易隐瞒。在贵族制国家,几乎没有一个官员不是在要求为国家服务时而表示放弃利益的。他们的薪俸,在他们看来是小事一端。他们并不斤斤计较于此,而且经常摆出一副根本没有去考虑这个问题的样子。


生活在情况易变的民主社会的人,眼前总是浮现变幻莫测的偶然因素的影子,所以都喜欢从事偶然因素在其中发生作用的事业。


尽管农奴天生就不关心贵族的命运,但他仍认为自己对使他沦为农奴的人有效忠的义务;而贵族虽然认为自己与农奴并非同类,但他的责任和荣誉又迫使他不顾生命的危险去保护住在他领地上的人。 显而易见,这种相互的义务并非来自天赋权利,而是来自政治权利,而且社会由此获得的好处远非个人所能获得的。


我不知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我们的感情已扩展到更多的事物上去。


当人只靠家庭出身而不靠财产来划分等级的时候,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他在社会阶梯中所处的地位。他既不想往上爬,又不怕向下跌落。在这样组织起来的社会里,不同等级的人之间很少往来;但是,当偶然的事件使他们接触时,他们却可以随意交谈,而不希望和不担心彼此会混合在一起。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建立在平等之上的,但也不是强制的。


进步并不是使性别不同的人去做几乎相同的工作,而是让男女各尽所能。


任何社会情况和任何法制,都不可能使人们相似得在教育、财产和爱好方面没有一点差别;


因此,关于荣誉的规定,在没有等级制度的国家总是少于其他国家。如果建成使任何阶级都难于存在的国家,则有关荣誉的规定便将减少到为数不多的几条公约,而且这几条公约也会逐渐接近绝大多数人所采用的道德准则。 因此,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有关荣誉的规定将不会象在贵族国家那样离奇和为数众多。


在中国,身分是非常平等的,而且这种平等有悠久的历史;一个人经过科举的考试,就可以由一个官职迁升到另一个官职。这样的考试是与官位的晋级息息相关的,而关于这种考试的思想,则已深深进入中国的民情。我记得,我读过一本中国小说,其中的男主人公虽经多次挫败,但终于因金榜题名而触动了女主人公的芳心。在这样的气氛中,人们几乎是不可能怀有巨大野心。


用不着我说,这种普遍的和过分的求官热是一大社会弊端,它在腐蚀公民的独立精神和使行贿与钻营在全国成风,它在毁坏光明正大的美德;更用不着我指出,这样的歪门邪道只能产生有害的结果,扰乱国家而无所裨益,因为这一切都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我要指出,鼓励这种倾向的政府会使自己的安定遭到危险,甚至会使自己的生存遭到厄运。


我知道,在我们这个时代,人民往昔的那种爱戴和尊敬国家政权的感情正在消失,而当权者却可能认为必须从本身的利益出发加紧控制每个人,并且觉得最方便的办法是利用人们的激情去使他们遵守秩序和保持沉默;但是这种局面不会长久,而且在一定的时期内可能出现的力量源泉,日久天长之后肯定会变成助长动乱和衰弱的主要力量。


因此,民主国家军队中极想升官的人,都渴望发生战争,因为战争会使军官出缺,最后还可以违反作为民主制度的专有特权的按年资晋升的规定。 我们由此可以作出如下的使人感到奇怪的结论:在所有国家的军队中,最热烈地希望发生战争的军队是民主国家的军队;而在所有国家的人民中,最爱和平的人民则是民主国家的人民。这种反常现象的成因,是平等同时产生了这两个对立的效果。


我们由此可以作出如下的使人感到奇怪的结论:在所有国家的军队中,最热烈地希望发生战争的军队是民主国家的军队;而在所有国家的人民中,最爱和平的人民则是民主国家的人民。这种反常现象的成因,是平等同时产生了这两个对立的效果。


我不想一般地诽谤战争。战争差不多总能提高一个民族的意志,开阔它的心胸。有些时候,只有战争才能遏止平等自然造成的某些倾向的过分发展,这时我们就必须认为战争是医治民主社会所染的某些痼疾的不可或缺的良药。


统治者这样把每个人一个一个地置于自己的权力之下,并按照自己的想法把他们塑造成型之后,便将手伸向全社会了。他用一张其中织有详尽的、细微的、全面的和划一的规则的密网盖住社会,最有独创精神和最有坚强意志的人也不能冲破这张网而成为出类拔萃的人物。他并不践踏人的意志,但他软化、驯服和指挥人的意志。他不强迫人行动,但不断妨碍人行动。他什么也不破坏,只是阻止新生事物。他不实行暴政,但限制和压制人,使人精神颓靡、意志消沉和麻木不仁,最后使全体人民变成一群胆小而会干活的牲畜,而政府则是牧人。 我一直认为,方才描写的这种严明的、温和的和平稳的奴役办法,可能比某些人的想象更容易具有自由的外貌,甚至可以在人民主权的幌子下建立起来。


我一直认为,方才描写的这种严明的、温和的和平稳的奴役办法,可能比某些人的想象更容易具有自由的外貌,甚至可以在人民主权的幌子下建立起来。


因此,在我们这个时代,公民只有一个手段可以保护自己不受迫害,这就是向全国呼吁,如果国人充耳不闻,则向全人类呼吁。他们用来进行呼吁的唯一手段就是报刊。因此,出版自由在民主国家比其他国家无限珍贵,只有它可以救治平等可能产生的大部分弊端。平等使人孤立和失去力量,但报刊是每个人都可阅览并能被最软弱和最孤立的人利用的强大武器。平等使每个人失去其亲友的支援,但报刊可以使他们向本国的公民和全人类求援。


我认为,生活在贵族制国家的人民,实际上可以不要出版自由,而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却不能如此。我不相信大规模的政治集会、议会的特权和人民主权的宣言能够保证民主国家人民的人身自由。


自由不能靠别人施舍,而要靠自己去争取。自由并不是一种安静的状态,而是一种不断的努力和创造。自由不是政府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治理结果;或者至少说自由不仅仅是走向目的地的出发点,不是一个给定的要素,而是象使各星球谐调的有规律的天体运动的目的。自由是制约行动的原则的结果。”

常识: 影响世界历史里程的书#

托马斯·潘恩


一些作家把政府与社会混为一谈,认为它们之间有很少或没有区别;然而,它们不仅有区别,甚至有着不同的起源。社会因我们的需要产生,政府则由我们的罪恶出现;前者通过汇聚我们的情感来从正面提升我们的幸福,后者则通过限制我们的罪恶来从反面提升我们的幸福。一个鼓励交流,另一个制造差别。前者扮演守护者的角色,后者则处在惩罚者的位置。


社会在任何状态下都是人民的福祉,然而政府,即使在其最好的状态,也不过是一个无法避免的恶魔,在其最坏的状态时,则令人无法忍受。


当整个世界都处在专制统治下,任何尝试改变这一现状的行为都是伟大的。然而,很明显,当前的英国政体并不完善,极其容易引发社会动乱,而且总是不能兑现自己所作的承诺。


就上帝造人的顺序来讲,人是生而平等的,只有一些后来的环境才可以打破这种平等。贫富差距,或许在很大程度上会被计算在内,且不用求助于压迫和贪婪,它们的名字听起来是那么刺耳。压迫总是结果,很少或者从来不曾是财富的手段;尽管贪婪会让一个人远离极度的贫困,但是它也总让人在争取财富时变得胆小如鼠。


君主的政府最先由异教徒介绍给全世界。从异教徒开始,以色列的孩子复制了这一习惯。这是自魔鬼着手实施邪神崇拜的推广以来最为繁荣的发明。异教徒给已故的君主以神圣的荣誉,基督教世界则通过给活着的人做同样的事情将这一计划发扬光大。神圣威严的头衔被用到一个可鄙之人身上,是何其不敬!此人却正在他的辉煌之中瓦解星散归入尘土。


由于亚当偷食禁果,所有人类都被认为是有罪的,由于早期选民的选举行为,所有人不得不服从。有一种情况是,所有人服从于撒旦,另外一种情况则是,所有人都服从于君主。


我听到有人说,当然我相信很多人说话之前都没有思考,他们惧怕独立,因为独立会引发内战。人们最初的想法很少能百分百正确,此时此刻情况亦是如此。相对于独立,与英国保持这种脆弱的联系要危险十倍之多。假使我也是一名受害者,我绝不会同意和解,如果被逐出家园,财产被破坏,生存环境被毁灭,作为一个人,能够感知伤害的人,我永远都不能够赞同和解的主张,或永远都不会认为自己受到约束。


如果能够给后代留下一个有着稳定形式的政府,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独立政体,那么为此付出的任何代价都是微不足道的。


我所恳求的不是一份施舍,而是一项权利,不是一份慷慨,而是一个公平。文明目前的状况既不令人厌恶,却也不公平公正。跟它原本的目的背道而驰,有必要对其进行一次变革。富足和不幸就像死人和活人的身体被链条捆绑在一起一样,不断地进入人们的视线,刺得眼睛生生发痛。尽管我像其他人一样对财富关心甚少,但是我却是财富的好朋友,因为能够用它们来做好事。


专横的政府利用卑屈的文明支撑自己,对其主要的判断依据就是人类思想的退化,多数人生活的不幸。这样的政府只不过视人类为动物,而且认为利用智商思考问题不属于人类的才能;人类与法律毫无瓜葛,只需要遵循即可;而且他们通过利用贫困摧毁人们的精神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而不去担心绝望会把人民激怒。